重读吴文光这本《镜头像自己的眼睛一样》，我早有心理准备会迎来一股“重温”热潮，文字的复苏必将伴随影像的复活，事实上，我也有计划把一直没能看完的《铁西区》一股脑看完，再就着这乱乎劲儿，把手边有的《流浪北京》、《老头》反刍一遍，把贾樟柯的《东》捎带手也“消灭”了（本来《东》和《三峡好人》就是因果关系，先看《三峡好人》无异于本末倒置，这也是我迟迟未跟这股来势凶猛的“好人”风的原因）。凡过于庞大的计划，一般说来都逃不脱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废的命运，到我这儿还得加上一条：节外生枝。
果然，书读到最后一部分，我被吴文光笔下一个叫王诛天的山东农民吸引了。吴文光写过他两次，涉及同一个电影梦，最后把自己也给卷了进去，以至于老吴给《书城》杂志写了三年的专栏“纪录片与人”收尾一篇（所谓“压轴之作，可见其在作者心中的地位），也选择写他：一名“飘”在北京的群众演员；一位自己提笔写了剧本的梦想家；一个决心跟电影死磕却没了音讯的神秘者。
事件的起因还得提到《北京弹匠》的导演朱传明，是他首先结识了整天在蓟门桥东北影门口蹲守的“北漂族”中的一员王诛天；是他生出搞小成本电影的念头，鼓动王诛天写一个剧本；又是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把王诛天介绍给了吴文光。这些，都是98年左右发生的事情。
王诛天每次推销自己的剧本，都坚持亲自口述梗概，不愿把本子留给被推销人“得空”看。也许因为落空了太多次，他不敢再奢望什么“得空”，有能耐拍片的人永远都是没空的，这点明摆着；也许真如他所说的，剧本只有这么一份，还是手写的，一点都不专业。正因为如此，面相寒酸的剧本每每受到“专业人士”们的奚落。电影是个烧钱的行业，你连打印剧本的钱都不敢“烧”，或者“烧”不起，还有什么谈头！
他遇到吴文光之前不知碰了多少壁，遇到吴文光以后也不能改变什么，还得继续碰壁。只是，头一回，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长达五小时的讲述，终于打动了一个人。吴文光写道：“老实说我当时嫉妒地想，这东西怎么不是我写出来的。”
出于做DV的职业习惯，从刚一见面开始，吴文光的镜头就追随着他。可以理解的原因，王诛天始终没能给自己的电影奋斗画上一个拿得出手的句号，99年夏天，不得不因为起码生存的逼迫回山东老家了，此事暂且搁下。而吴文光也习惯了拍摄对象即兴开了头，又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消失于茫茫人海、不知所终。做纪录片，会累积大量无用素材，也可能在尘封已久的影像日记里翻出宝藏。某种“悬而未决”的等待心理，促使吴文光写下了关于王诛天的第一篇文章——《纪实与虚构：擦肩而过》。
可是，王诛天毕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不是一个普通“北漂”，他真心热爱着电影，时刻准备着重返“梦开始的地方”，当他第二年再次出现在吴文光面前时，和以前一模一样，仍是一开口，就谈他的剧本，并且更狂热更执着了。
于是，机器再次运转起来，还有了关于王诛天的第二篇文字——《一个电影梦的记录》。吴文光笔下的王诛天，包里装着他心爱的剧本，终日奔波，通过数不清的电话、呼机、敲门、自我介绍等重复动作和程序，问询、探究、寻找、面谈和追踪他心目中有一丝可能钟情于他的剧本的对象。无数次在镜头背后目睹他的希望—徒劳—失望—沮丧—重整旗鼓，反反复复、契而不舍，吴文光用了一个非常形象也非常贴切的比喻：“我看诛天越来越像一个身怀炸药包去攻打中国电影堡垒的荆轲。”
这个让吴文光嫉妒，让王诛天拼命，也让我欣赏的剧本，名字叫作：《群众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