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甲子·十二月》346页：“登抚袁可立题：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山江叙功）。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 从上述记载看，天启四年十二月，已经历任登莱巡抚八个月的袁可立还在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足可见袁可立对毛文龙一贯支持的良苦用心和期望值之高。而这个时间段，下面的资料已经可以证实袁可立应该已经是彻底离开登莱冠带闲住了。
“天启四年三月二十日甲戌。（朝鲜使）到登州府。……二十一日乙亥，留登州。军门（袁可立）以病上辞本，准回籍调理，大理少卿武之望代之。”（《敬亭先生续集卷之一》朝天录） 这则记载说明，天启三年秋那些言官们开始恶意轮番攻击袁可立，以致于天启皇帝公开替袁可立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到天启四年三月，按照当时的习惯袁可立不得已连续七次上疏的辞呈已经得到皇帝批准。可以看到这些攻击袁可立的言官群体中既有东林党也有阉党，而且攻击势头很猛，一波接一波不停，时间段都集中在天启三年十月到天启四年初这几个月，显示其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按袁可立《观海市诗》：“甲子（天启四年）春，方得旨予告，因整理诸事之未集，又两阅月，始咸结局，于是乃有暇晷。仲夏念一日，偶登署中楼，推窗北眺，于平日沧茫浩渺间俨然见一雄城在焉。” 仲夏念一日”是当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个记载说明袁可立在三月底到五月底这两个月得到批准辞呈后还在等待新抚上任处理公务没有离开登莱。
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皇明天启四年甲子（八月）初八日。庚寅 晴。……杯酒间。都督（毛文龙）言。皇子已于六月薨逝。而登州抚台袁可立。与俺不相能。致有科参。新抚台武之望。已替其任云。（毛文龙）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 这则记载如果真实可靠的话，就说明袁可立的离任确与毛文龙有关，毛文龙的主观出发点也许是想换一个比袁可立更适合自己的上司，或者说他仅仅是想阻止一下袁可立派人登岛核查满蒲、昌城战绩，但毛文龙烧起来这把火到后来可能是被人利用了，他自己根本也控制不了局面和结局，最终换上了一个根本不支持也不配合他工作的妇科名医巡抚，这个新巡抚上任根本就不买毛文龙的账，到处掣肘，从此本来很不错的登莱防务就走上了下坡路。
● “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癸亥，四川道御史李乔仑疏参登莱巡抚袁可立、工部侍郎周应秋，言“毛文龙拥数万亡命于孤岛之外，中国输数十万金钱于澎涛之中，文龙报金州复矣，沈有容又以金州掩杀殆尽。闻两家戈矛，先是可立阅无一言，有抚与无抚同耳，工部衣袄钱粮，一节（袁可立）一堂（周应秋）一中同受窘辱，应秋岂局外人？乃阴阳反覆求见德于中官，宁是须眉丈夫！”得旨，袁可立新经叙功加衔，周应秋佐部亦从无指摘事迹，不必苛求。（《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九）
● “初十日丁卯，在馆，见工科方有度题，迄今不遗一矢，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袁可立当有特疏，而何以于有金州一事代为具报，于文龙满浦之事，无一言也？将以满铺为伪也，则文龙此举，千古未有之谎。正反明告，亟行显讨，以为边臣欺诳之诫。以为真也，则自当驰告朝廷，遣使慰犒，以鼓孤军之气，可立可付之不见不闻乎?是谓庸劣之臣，可罢也，仍敕山东巡按据实查勘，以听朝堂处分。”（《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6册，第302页） 这两则资料可以看出，当时一心支持毛文龙的袁可立已经遇到了来自外臣的很大的压力和危机，这时候朝中正处于东林和阉党两党矛盾总爆发的临界阶段，毫无节制的党争和言官攻击激烈程度已经严重干涉到了正常军政秩序，有观点说明亡于党争也许症结就在于此，不愿意参与党争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受到攻击已经成为必然，或者已经是有人盯上登莱巡抚这个位子要除掉之而后快。核查毛文龙也许只是袁可立迫不得已的例行公事，但毛文龙误判了形势有点反映过度了，也许是处于重大危机之下的二人勾通和处理危机机制的瓶颈出现了问题，于是毛文龙对袁可立采取了防卫过当的激进反弹措施，结果就造成了袁可立的离任和毛文龙自己的下坡路结局。袁可立离开登莱八个月后冠带闲居，仍然不忘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耳闻目见，言辞恳切，至今读之虽历经数百载仍令人动容如在眼前，也许是他担心自己从此再也回不到朝堂参与辽战，于是上了个替毛文龙背书“屡获奇捷”的题本，这足可见袁可立对登莱和东江毛文龙的纵深布局和抱负之大，这样看来无可奈何的离任对登莱应该是一个灾难性后果。人们总是习惯于说地球离开了谁都照样转，但实际上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登莱不能没有袁可立，东江镇不能没有毛文龙，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就是有这种特殊作用，类似于自然界的天敌现象，这是不能以口号和情绪来代替的客观存在。后来的己巳之变和登莱兵变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明崇祯六年，就在那天崩地解的登莱兵变结束当年，心力交瘁的袁可立就死了。
首辅孔贞运评价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其抚登数年，“海无传烽，亭有息鼓”。
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
董其昌和袁可立是挚友，他是对袁可立和毛文龙都有了解的人，他说袁可立对毛文龙是“公故奇其胆智，······公之力柔其骨。”又称赞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现在看来，袁可立被迫核查毛文龙“满浦、昌城之捷”使二人产生了矛盾被人利用发酵导致袁可立下台，这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个全输无一赢的结局，甚至说可以成为辽战总局的一个转折点也不过分。所以即使是肯定毛文龙战绩的董其昌在谈到袁可立离任登莱这个事情时对毛文龙也是持非议态度的，至少毛在策略和结果上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在袁可立离任这个事情上毛文龙的因素有多大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其导火索作用应该还是有的，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怎么扩大化利用二人的矛盾来做文章则是毛文龙自己也根本控制不了的。史料表明袁可立在任期间登莱防务是蒸蒸日上向前推进的，离任后就祸不单行，越来越乱，至少从结局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