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还将对柳如是具同情的记载进行分析:可信为实录者;可信,但需进一步考证补充者;可信,但非第一手资料,价值不大者;有隐讳者;记述疏舛者。也将对柳如是怀恶意的记载进行分析:诬枉者;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者。
陈氏从明代社会风气的特点出发,提出甄别明人著述的原则:“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在“博考而慎取”的原则下,《柳传》对隐讳的记载表出之,诬枉的记载驳正之。还有资料不足的问题;由于钱柳的复明活动,是在清朝统治下秘密进行的,不能公开形诸文字。陈氏藉“残馀断片”,作“神游冥想”,以求对钱柳之“苦心孤诣”,达到“真了解”。
综合以上,《桃剧》所参考的文献不多,主要靠调查访问,搜集创作素材。《柳传》参考文献六百徐种,仍感资料不足,以“神游冥想”求“真了解”。
三 两书的创作方法
《桃花扇传奇》的创作方法
据《桃花扇凡例》:“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的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氏将其创作方法分为确考、点染两种,逐一分析如下:
《桃花扇》是历史剧,不是历史书。如像孔氏所说“朝政得失,……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岂不是在写历史书吗?据司马光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14]《桃剧》如写成枯燥的历史书怎能上演呢?所以不可能做到“朝政得失,……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惕园居士为《桃花扇传奇后序详注》撰序,认为《桃剧》“排比牵合之际,则有不能尽绳以事实者,是在传奇之体固然,无足怪也。”这段话说得好,没有“牵合”就没有戏了。
梁启超撰《桃花扇注》,指出孔氏《桃剧》的创作方法,举数例如下:
《听稗》
“本文(侯方域)‘下第侨寓’云云,皆崇祯十二年事,为行文便利计,颠倒时日借用耳。”“公揭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秋间,十二年己卯正月始刊播,侯朝宗与(陈)定生、(吴)次尾定交,亦即在是年夏间,则此出所隶者实为己卯年事,原题云‘癸未二月’者。挪动年月,使行文局势紧凑耳。”“柳敬亭曾否入于阮(大铖)家,无可考,当是云亭点缀。”
《传歌》 “自《听稗》至《却奁》诸出,所隶皆己卯年事,题‘癸未二月’者,小说家言耳。”
《哄丁》 “此出并无本事可考,自当是云亭山人渲染之笔。”
《访翠》 “朝宗初识香君系己卯年事,其时朝宗极豪恣,……朝宗梳拢香君,无待他人助奁可知,此出云云,借《李姬传》中王将军事作穿插耳。”
《却奁》
“为阮(大铖)奔走者,实一不知名王将军,而与(杨)龙友无与,……亭度曲,惟取其意,而稍易其人其事及其时,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
《修札》 “阻止左(良玉)军东下事,……却与杨文骢无涉,《桃花扇》牵入文骢,渲染之笔耳。”
《投辕》
“(柳)敬亭之入(左)良玉幕,乃由杜弘域,并无为朝宗传书事,但时日恰相值,故云亭借用之,且即以‘长刀遮客’一段故事作点缀,亦妙笔矣。”
《阻奸》
“朝宗是时是否在史公(可法)幕,无可考。以阻奸事归朝宗,云亭点染耳。”“七不可立之说,主之者吕大器等,……而侯方域则未闻。《桃花扇》以归诸史(可法)、侯,取剧场排演方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