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受到毁灭性打击。东汉王朝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封建割据势力不断扩大，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此时的鲁肃不仅不治家事，相反大量施舍钱财，卖出土地，以周济穷困，结交贤者。为此，深受乡民拥戴。时周瑜任居巢长，闻鲁肃之名，带数百人来拜访，请他资助一些粮食。当时，鲁肃家里有两个圆形大粮仓，每仓装有三千斛米，周瑜刚说出借粮之意，鲁肃毫不犹豫，立即手指其中一仓，赠给了他。经此一事，周瑜确信鲁肃是与众不同的人物，主动与他相交，两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朋友关系。周瑜向吴主孙权推荐鲁肃，说他有才干，可为辅佐之臣。并且建议孙权应该多方搜罗鲁肃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大业，不能让他们流散外地。

孙权立即约见鲁肃，与其交谈，非常高兴。等在场宾客起身退出时，鲁肃也告辞而出。但不一会儿，鲁肃又被孙权悄悄领了回来，合榻对饮。孙权对鲁肃说：“现在汉室岌岌可危，四方不安，我继承父兄基业，想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您来东吴，有何良策可以帮我？”鲁肃答：“当年汉高祖想尊奉辅佐义帝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有项羽捣乱。今天的曹操，就是当年的项羽，将军怎么可能成就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我认为，汉室已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很快被除掉。为将军着想，唯有鼎足江东，静观天下进展，先剿除江夏太守黄祖，再讨伐荆州刺史刘表，将长江沿线据为己有，然后称帝以图天下，这就是今天汉高帝的功业。”孙权又说：“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鲁肃对策的中心思想就是，孙权只有在江东站稳，与曹操、刘备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以观天下之变才是上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而合，但比后者早七年。“吴中对”是孙、鲁两人在榻上对饮时鲁肃提出的，所以也叫做“榻上策”。

当时，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躬耕陇亩”。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徐庶为幕僚，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与其相见，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并提出建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连连称善，说我有了诸葛亮，如鱼得水。

“隆中对”一方面对天下形势进行了分析，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待各个割据势力的态度：反抗曹操，联合孙权，图谋刘表和刘璋，从而规划出了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战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了三足鼎立后，天下有变，进一步北伐中原、中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袁绍。诸葛亮看到了曹操军事力量的强大，得出了不可与其单独争强，必须联合其它力量与之对抗的结论。孙权则有地理优势，加上孙氏家族已经历经三世，在所辖区域得民心，可以成为未来天下三极中的一极。诸葛亮看到了这两大军事集团将会成为三极中的二极。刘备当时是个只拥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其他的军事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马腾等，最多算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称霸一方的力量。

在正确认识和分析孙权、曹操力量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步骤：首先“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开展和平外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最后两路北伐，钳制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可以实现一统天下。

“吴中对”与“隆中对”有明显的相似性：一是都打结盟外交牌。结盟外交的要义，是将两国的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盟国的安全是自己国家安全的前提和条件。鲁肃与诸葛亮都意识到光靠吴或蜀自身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曹魏，只有通过吴蜀结盟，才能维护国家安全；二是都打均势外交牌。三国之中，曹魏势力最大。汉朝的地盘，它三有其二，而且占据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当时人口一半以上。称得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一国情无疑增加了曹魏在战略上的优势和在外交上的筹码。在格局失衡的情况下，鲁肃和诸葛亮都清楚地看到了没有均势，就没有安全，只有照顾到盟国的国家安全，才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鲁肃和诸葛亮的外交活动一直都在促进和维护这种均势，警惕任何打破这一均势的动向；三是都打道义外交牌。在封建社会，正统观念是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坚持和维护正统，就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赢得了话语权。鲁肃与诸葛亮是政治家办外交的典范，善于把外交战略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政治上，即以正统为旗帜、以统一为目标，高调宣称所从事的事业是以仁义之师打一场正统之战、正义之战。正统就是汉室，虽然汉室被曹操胁持，徒有其名，但毕竟是正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否定汉室的合法性。所以，鲁肃、诸葛亮指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八个字，既彰显了汉室的合法性，更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道义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政治基础，均势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地缘战略，结盟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外交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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