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欣王子母婴第一次看到"Impostor Syndrome"这个词,是在最近读到的 Sheryl Sandberg 新书"Lean In"(台译:挺身而进)中,当时的感觉像是有一个陌生人在你生活圈中很久,儘管对他很熟悉却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终于在认识了七年后,我们正式向对方自我介绍。Impostor Syndrome 常见的翻译是「骗子综合症」或是「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两个名称我都觉得没有真正描述出这个症状的精髓,若是我,会将这位陌生人命名为「老天爷,拜託大家千万不要发现我是个骗子症候群」。
23 岁那年夏天,我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对我来说,能考上台大都已经觉得是奇蹟了,更别说还能顺利毕业、继续念研究所。准备申请电影学校的时候,不但没拍过电影、没写过剧本,我连剧本长什麽样子都没看过。接到录取通知时,心裡其实不是高兴而是鬆了口气,暗自窃喜自己「成功把哥大教授矇住了」。当时的我,真心认为自己什麽都不会,只是很会写 SOP,而且我的人生故事还算曲折、平时也读蛮多小说与日本动漫,基本上光是靠生活中的素材就能编出一些说得过去的故事与剧本。由于没想到第一次申请就会成功,我根本没考虑过如何在电影学校生存下来的问题,果然开学之前的新生训练我就尝到了苦头。
欣欣王子母婴认为新生训练为期 5 天,全班 60 人被分为 12 组,必须在 4 天内完成一部 3 分钟左右的短片,将于第 5 天放映。老师们的立意是好的,想藉此机会让同学可以迅速熟悉彼此,分组时刻意将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程度的学生分在一起。没多久,我就瞭解到我是我们这组的「拖油瓶」。英国人 Rory 是位来自伦敦的帅哥,跟我年纪一样,但来纽约之前在 BBC 作过3年剪辑助理;美籍菲律宾裔的 Gregg 是摄影师出身,约莫 28 岁;参与过六部电影长片製作的 Veronica 来自墨西哥,不肯透露真实年龄但显然比我们年纪都大也更有经验;美国人 Ben 是有著很独特幽默感的编剧,大概 26 岁,据说之前已经写过不少东西。
欣欣王子母婴短片唯一的命题就是「A 跟 B 要什麽(A wants something from B)」,除了长度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限制。Ben 迅速的讲了一个故事想法,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我也就非常配合地附和了这提案。Gregg 很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摄影师,人缘好的 Rory 开始指导拍摄,Veronica 很想主演但是她的英文大家听不懂,而我自愿当举话筒的收音员,因为这我做过一次,知道很难出错。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演出、参与製作,我还记得当我被迫得帮忙操作摄影机时,我第一次发现摄影机上面居然有那麽多按钮,而我只认得 on/off 与 record。第 3 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聚在剪辑室剪接,主要是 Ben 与 Gregg 在剪,Veronica 说要去找房子就跑走了,Rory 跟我坐在一旁閒聊,发现我不但不会用 Final Cut Pro,连 Mac 都不会用,他自告奋勇要教我,于是他拿了我们的拍摄素材,花了 5 个钟头将最基本的 Mac 系统介绍到 FCP 的使用方法通通教给了我,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
欣欣王子母婴第 5 天放映时,我被我们班的人的水平吓到了,似乎教授也有点惊讶,完全是没花钱、没花太多时间与精力的半玩乐性质短片居然有好几部的创意与执行能力都比许多我们看过的短片好(后来我们班的同学们有人自告奋勇帮所有的短片製作成 DVD,给我们这届的人留作纪念)。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害怕除了 Rory 之外的人发现我是个大骗子。上课的时候,老师很喜欢在提到某部电影时转头问学生「看过 XXX 片」的举手,60% 的时候我没看过此片,这其中有一半的时候我是连听都没听说这电影。当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没看过时,而且我确信老师只是随口问问不会真的点人起来讨论时,我偶而会混在人群裡把手举起来。
编剧课很痛苦,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全班同学(12 人)做 table reading,这个过程就是你要把戏中的角色分配给同学,大家用半演出的方式「读(如同字面意义,你得大声唸)」完你的剧本(通常每次的进度是 12-15 页,也就是约 12-15 分钟的戏)。国际学生除非英文特别好,不然都很痛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英文就是充满了瑕疵、对话僵硬,听到别人大声唸出来的时候真是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欣欣王子母婴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各个卧虎藏龙:Bryan 以前是念哈佛公共行政,毕业后在欧洲打过职篮之后跑去印度流浪与拍纪录片 3 年;David 打过阿富汗战争,是退役军人;另一位 Veronica 以前是某跨国企业的 VP 等,族繁不及备载。于是编剧课时,有人可以写在苏丹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中的悬疑惊悚片;有的会写阿富汗战场上的纠结与兄弟情;有的会写 1920 年的南方大家族的斗争等,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题材,跟他们相比,我写的东西既渺小又不真实。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跟班上的人会保持安全距离,除非不得已才会跟他们一起拍片或出去玩,我只要不是在上学就是在家裡抱著家庭号洋芋片或哈根达斯边吃边疯狂看书与看片子。
一年级放寒假时我第一次崩溃。那时我们的寒假有个规定是必须自己製作导演与编剧一个 3 到 5 分钟的短片然后在开学前 3 天在导演课上放映,完成这个任务才能拿到上学期导演课的学分也才能登记新学期的课程。我早早就拍完这个作业,战战兢兢的准备放映那天的到来,但就在这前一晚,我整晚无法入眠,半夜三点起来开始过度换气、无法好好呼吸,然后开始大哭。事后我才知道这似乎是俗称的「恐慌症」,但当时只是觉得自己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提不起勇气去学校,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请他帮我跟老师说我生病请假,会另外找时间跟教授约 office hour 解释一切。
那天,我躲在房间角落颤抖著,一方面害怕被踢出学校,另一方面又偷偷希望他们这麽做,结束我的痛苦。几天后,我后来很诚实地跟教授说那天发生什麽事情,并在她办公室把我的片子放给她看,她完全没有刁难我,只跟我说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过程,有些人面对得早、有些人晚,但总之是逃避不了的。离开她办公室后我并没有因为听到大家都会这样而觉得比较开心,下学期已经开始了,一样的战斗但不一样的战争又展开了,我只能咬着牙继续战斗。
就这样,我的恐惧随著时间愈来愈恶化,到了二年级的寒假我不得不去学校辅导室寻求帮助,但跟我谈过的老师建议我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事实证明,心理治疗也没多大用处,只是浪费了我很多钱与时间而已,我依旧是靠著自己不知道哪裡来的力气在死撑著。班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内心的黑洞,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旧是装着很吃得开样子,只有 Rory 与 Juan(一位非常爱侯孝贤导演的西班牙籍古巴人,他因为我是台湾人而跟我当朋友)知道并常常在我没开口请他们帮忙时就主动帮助我,如果没有他们俩个我几乎是不可能撑得下去的,为此我一直很感激他们。
23 岁那年夏天,我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对我来说,能考上台大都已经觉得是奇蹟了,更别说还能顺利毕业、继续念研究所。准备申请电影学校的时候,不但没拍过电影、没写过剧本,我连剧本长什麽样子都没看过。接到录取通知时,心裡其实不是高兴而是鬆了口气,暗自窃喜自己「成功把哥大教授矇住了」。当时的我,真心认为自己什麽都不会,只是很会写 SOP,而且我的人生故事还算曲折、平时也读蛮多小说与日本动漫,基本上光是靠生活中的素材就能编出一些说得过去的故事与剧本。由于没想到第一次申请就会成功,我根本没考虑过如何在电影学校生存下来的问题,果然开学之前的新生训练我就尝到了苦头。
欣欣王子母婴认为新生训练为期 5 天,全班 60 人被分为 12 组,必须在 4 天内完成一部 3 分钟左右的短片,将于第 5 天放映。老师们的立意是好的,想藉此机会让同学可以迅速熟悉彼此,分组时刻意将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程度的学生分在一起。没多久,我就瞭解到我是我们这组的「拖油瓶」。英国人 Rory 是位来自伦敦的帅哥,跟我年纪一样,但来纽约之前在 BBC 作过3年剪辑助理;美籍菲律宾裔的 Gregg 是摄影师出身,约莫 28 岁;参与过六部电影长片製作的 Veronica 来自墨西哥,不肯透露真实年龄但显然比我们年纪都大也更有经验;美国人 Ben 是有著很独特幽默感的编剧,大概 26 岁,据说之前已经写过不少东西。
欣欣王子母婴短片唯一的命题就是「A 跟 B 要什麽(A wants something from B)」,除了长度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限制。Ben 迅速的讲了一个故事想法,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我也就非常配合地附和了这提案。Gregg 很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摄影师,人缘好的 Rory 开始指导拍摄,Veronica 很想主演但是她的英文大家听不懂,而我自愿当举话筒的收音员,因为这我做过一次,知道很难出错。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演出、参与製作,我还记得当我被迫得帮忙操作摄影机时,我第一次发现摄影机上面居然有那麽多按钮,而我只认得 on/off 与 record。第 3 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聚在剪辑室剪接,主要是 Ben 与 Gregg 在剪,Veronica 说要去找房子就跑走了,Rory 跟我坐在一旁閒聊,发现我不但不会用 Final Cut Pro,连 Mac 都不会用,他自告奋勇要教我,于是他拿了我们的拍摄素材,花了 5 个钟头将最基本的 Mac 系统介绍到 FCP 的使用方法通通教给了我,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
欣欣王子母婴第 5 天放映时,我被我们班的人的水平吓到了,似乎教授也有点惊讶,完全是没花钱、没花太多时间与精力的半玩乐性质短片居然有好几部的创意与执行能力都比许多我们看过的短片好(后来我们班的同学们有人自告奋勇帮所有的短片製作成 DVD,给我们这届的人留作纪念)。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害怕除了 Rory 之外的人发现我是个大骗子。上课的时候,老师很喜欢在提到某部电影时转头问学生「看过 XXX 片」的举手,60% 的时候我没看过此片,这其中有一半的时候我是连听都没听说这电影。当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没看过时,而且我确信老师只是随口问问不会真的点人起来讨论时,我偶而会混在人群裡把手举起来。
编剧课很痛苦,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全班同学(12 人)做 table reading,这个过程就是你要把戏中的角色分配给同学,大家用半演出的方式「读(如同字面意义,你得大声唸)」完你的剧本(通常每次的进度是 12-15 页,也就是约 12-15 分钟的戏)。国际学生除非英文特别好,不然都很痛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英文就是充满了瑕疵、对话僵硬,听到别人大声唸出来的时候真是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欣欣王子母婴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各个卧虎藏龙:Bryan 以前是念哈佛公共行政,毕业后在欧洲打过职篮之后跑去印度流浪与拍纪录片 3 年;David 打过阿富汗战争,是退役军人;另一位 Veronica 以前是某跨国企业的 VP 等,族繁不及备载。于是编剧课时,有人可以写在苏丹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中的悬疑惊悚片;有的会写阿富汗战场上的纠结与兄弟情;有的会写 1920 年的南方大家族的斗争等,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题材,跟他们相比,我写的东西既渺小又不真实。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跟班上的人会保持安全距离,除非不得已才会跟他们一起拍片或出去玩,我只要不是在上学就是在家裡抱著家庭号洋芋片或哈根达斯边吃边疯狂看书与看片子。
一年级放寒假时我第一次崩溃。那时我们的寒假有个规定是必须自己製作导演与编剧一个 3 到 5 分钟的短片然后在开学前 3 天在导演课上放映,完成这个任务才能拿到上学期导演课的学分也才能登记新学期的课程。我早早就拍完这个作业,战战兢兢的准备放映那天的到来,但就在这前一晚,我整晚无法入眠,半夜三点起来开始过度换气、无法好好呼吸,然后开始大哭。事后我才知道这似乎是俗称的「恐慌症」,但当时只是觉得自己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提不起勇气去学校,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请他帮我跟老师说我生病请假,会另外找时间跟教授约 office hour 解释一切。
那天,我躲在房间角落颤抖著,一方面害怕被踢出学校,另一方面又偷偷希望他们这麽做,结束我的痛苦。几天后,我后来很诚实地跟教授说那天发生什麽事情,并在她办公室把我的片子放给她看,她完全没有刁难我,只跟我说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过程,有些人面对得早、有些人晚,但总之是逃避不了的。离开她办公室后我并没有因为听到大家都会这样而觉得比较开心,下学期已经开始了,一样的战斗但不一样的战争又展开了,我只能咬着牙继续战斗。
就这样,我的恐惧随著时间愈来愈恶化,到了二年级的寒假我不得不去学校辅导室寻求帮助,但跟我谈过的老师建议我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事实证明,心理治疗也没多大用处,只是浪费了我很多钱与时间而已,我依旧是靠著自己不知道哪裡来的力气在死撑著。班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内心的黑洞,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旧是装着很吃得开样子,只有 Rory 与 Juan(一位非常爱侯孝贤导演的西班牙籍古巴人,他因为我是台湾人而跟我当朋友)知道并常常在我没开口请他们帮忙时就主动帮助我,如果没有他们俩个我几乎是不可能撑得下去的,为此我一直很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