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维德
刘懿墓志是南北朝时期一块有名的石刻，高63厘米，宽56厘米，32行，行33字，共896字，字体遒劲，结构严谨，是魏刻之上乘。《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山右金石记》、《越缦堂文集》、《山右石刻从编》、《宝鸭斋题跋》、《八琼室金石补正》、《写礼廎读碑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碑帖叙录》等，均有著录和考证。
刘懿是北魏后期人氏，弘农华阴人，《魏书》无传。《北齐书》列传中有刘贵者，秀容阳曲人，其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与刘懿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完全吻合(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十一月，长子名元孙，次子名洪徽)。其他事迹亦基本相同，只是详略有别，字句稍有差异，刘懿和刘贵的经历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两人的性格作风，也基本一致。在同一北魏王朝中，两人的卒年、事迹、作风甚至长、次子的姓名都完全相同，不是一人，这是不可能的。刘懿字贵珍，看来各家考证中认为以“字”代名又脱“珍”字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载:“《永乐大典》五千二百四厚字韵引《太原志》:‘魏刘贵珍墓，在忻州西九原岗土，有碑在焉’。”由此可知，刘懿不但以刘贵名载于《北齐书》，还以刘贵珍名之墓碑见于《太原志》。如果籍贯不同的问题得到解释，刘懿即刘贵，是可以成立的。
过去著录各家的论述，对两人不同的籍贯、墓志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并未统一认识；对北魏的刘懿(刘贵)，为何列传不见于《魏书》而见于《北齐书》的问题，亦未涉及。兹将个人的初步意见，阐述如下，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刘懿的箱贯问题
墓志载刘懿是弘农华阴人，列传载刘贵是秀容阳曲人，各家考证没有一致意见，哪个说法可靠？这问题要和刘懿的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看待。北魏在孝文帝元宏迁洛改姓时，便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南迁改姓，刘懿很可能是由秀容南迁到弘农华阴改姓为刘氏的代地杂胡，理由有四：①、《魏书·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北魏北齐时出现在史传中的人物或他们的祖先曾封为酋长的，如尔朱荣、万俟普、高欢、斛律羌举等，多是北方匈奴人或“累世北边，遂同鲜卑”(见《神武帝纪》)的少数民族。墓志中记刘懿曾官“第一酋长”，很可能刘懿也是南迁改姓为刘氏的胡人；②、刘懿父“肆州”是御赐官，祖“给事”很可能也是御赐官。当时汉人参加北魏鲜卑政权的多是地 主豪门贵族，显官达宦，刘懿祖、父都是御赐官，也说明刘懿不是汉人。并且刘懿“父乾”墓志中不称“乾”,而称“肆州”，祖称“给事”，显然是孝文帝南迁改姓时，祖已去世，墓志为了姓氏统一，讳写其祖父的胡人姓氏，而改称以官名之故；③刘懿如果是弘农华阴土著汉人，他死时在邺，决不会把墓地选在北方的秀容，现在墓志出自忻州，和刘懿“葬于肆卢乡孝义里”正相吻合。《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元和姓纂》载刘氏之望甚多，有弘农一望，而不详其居华阴”。可见刘懿不是弘农华阴的土著；④、刘懿“世子散骑常侍、千牛备身洪徽”，可能是选为御前侍卫的鲜卑人或其他胡人，《魏书·官氏志》：“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付，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历代职官表》：“千牛备身，北魏时御前乾清门侍卫”。当时汉人的地位和鲜卑人相比是差人一等的，如《北齐书·高乾传》(附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人，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相参杂'。……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刘懿世子充当皇帝的御前内侍。如果不是鲜卑人或其他胡人，恐怕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需要说明为什么墓志上的籍贯不称秀容阳曲而称弘农华阴。这是因为刘懿死在东魏期间，孝文帝元宏南迁改姓的诏命还不能公开背离，还必须以南迁的籍贯来称呼。《北齐书》给刘贵作传时，已经是唐代，就不存在孝文帝诏命的问题，就可以直称原籍为秀容阳曲了(确一切说应为秀容敷城，理由见下)。又《越缦堂文集》：“凡大中正、中正皆取本州人”。刘懿为“郏、肆二州大中正”，长子元孙又是“肆州中正”，刘懿又卒“葬肆卢乡孝义里”，籍贯在北方的秀容，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二)北魏的刘懿为何以刘贵名见于《北齐书》
刘懿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又是官居一品的人物，为何《魏书》无传？此问题与撰史者魏收不能秉公直书，以私意酬怨报德有关。这里虽不能证明刘懿和魏收两家有什么恩怨，但刘懿“性峭直，攻讦无所回避”，高欢起义时，刘懿“弃城归高祖于邺”，刘懿对北魏来说，是鲜卑跖拔政权的叛臣，如果刘懿的子孙对魏收关节不到，魏收不给刘懿作传，不是没有可能的。
刘懿墓志是南北朝时期一块有名的石刻，高63厘米，宽56厘米，32行，行33字，共896字，字体遒劲，结构严谨，是魏刻之上乘。《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山右金石记》、《越缦堂文集》、《山右石刻从编》、《宝鸭斋题跋》、《八琼室金石补正》、《写礼廎读碑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碑帖叙录》等，均有著录和考证。
刘懿是北魏后期人氏，弘农华阴人，《魏书》无传。《北齐书》列传中有刘贵者，秀容阳曲人，其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与刘懿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完全吻合(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十一月，长子名元孙，次子名洪徽)。其他事迹亦基本相同，只是详略有别，字句稍有差异，刘懿和刘贵的经历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两人的性格作风，也基本一致。在同一北魏王朝中，两人的卒年、事迹、作风甚至长、次子的姓名都完全相同，不是一人，这是不可能的。刘懿字贵珍，看来各家考证中认为以“字”代名又脱“珍”字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载:“《永乐大典》五千二百四厚字韵引《太原志》:‘魏刘贵珍墓，在忻州西九原岗土，有碑在焉’。”由此可知，刘懿不但以刘贵名载于《北齐书》，还以刘贵珍名之墓碑见于《太原志》。如果籍贯不同的问题得到解释，刘懿即刘贵，是可以成立的。
过去著录各家的论述，对两人不同的籍贯、墓志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并未统一认识；对北魏的刘懿(刘贵)，为何列传不见于《魏书》而见于《北齐书》的问题，亦未涉及。兹将个人的初步意见，阐述如下，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刘懿的箱贯问题
墓志载刘懿是弘农华阴人，列传载刘贵是秀容阳曲人，各家考证没有一致意见，哪个说法可靠？这问题要和刘懿的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看待。北魏在孝文帝元宏迁洛改姓时，便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南迁改姓，刘懿很可能是由秀容南迁到弘农华阴改姓为刘氏的代地杂胡，理由有四：①、《魏书·官氏志》：“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北魏北齐时出现在史传中的人物或他们的祖先曾封为酋长的，如尔朱荣、万俟普、高欢、斛律羌举等，多是北方匈奴人或“累世北边，遂同鲜卑”(见《神武帝纪》)的少数民族。墓志中记刘懿曾官“第一酋长”，很可能刘懿也是南迁改姓为刘氏的胡人；②、刘懿父“肆州”是御赐官，祖“给事”很可能也是御赐官。当时汉人参加北魏鲜卑政权的多是地 主豪门贵族，显官达宦，刘懿祖、父都是御赐官，也说明刘懿不是汉人。并且刘懿“父乾”墓志中不称“乾”,而称“肆州”，祖称“给事”，显然是孝文帝南迁改姓时，祖已去世，墓志为了姓氏统一，讳写其祖父的胡人姓氏，而改称以官名之故；③刘懿如果是弘农华阴土著汉人，他死时在邺，决不会把墓地选在北方的秀容，现在墓志出自忻州，和刘懿“葬于肆卢乡孝义里”正相吻合。《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元和姓纂》载刘氏之望甚多，有弘农一望，而不详其居华阴”。可见刘懿不是弘农华阴的土著；④、刘懿“世子散骑常侍、千牛备身洪徽”，可能是选为御前侍卫的鲜卑人或其他胡人，《魏书·官氏志》：“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付，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历代职官表》：“千牛备身，北魏时御前乾清门侍卫”。当时汉人的地位和鲜卑人相比是差人一等的，如《北齐书·高乾传》(附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人，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相参杂'。……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刘懿世子充当皇帝的御前内侍。如果不是鲜卑人或其他胡人，恐怕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需要说明为什么墓志上的籍贯不称秀容阳曲而称弘农华阴。这是因为刘懿死在东魏期间，孝文帝元宏南迁改姓的诏命还不能公开背离，还必须以南迁的籍贯来称呼。《北齐书》给刘贵作传时，已经是唐代，就不存在孝文帝诏命的问题，就可以直称原籍为秀容阳曲了(确一切说应为秀容敷城，理由见下)。又《越缦堂文集》：“凡大中正、中正皆取本州人”。刘懿为“郏、肆二州大中正”，长子元孙又是“肆州中正”，刘懿又卒“葬肆卢乡孝义里”，籍贯在北方的秀容，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二)北魏的刘懿为何以刘贵名见于《北齐书》
刘懿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又是官居一品的人物，为何《魏书》无传？此问题与撰史者魏收不能秉公直书，以私意酬怨报德有关。这里虽不能证明刘懿和魏收两家有什么恩怨，但刘懿“性峭直，攻讦无所回避”，高欢起义时，刘懿“弃城归高祖于邺”，刘懿对北魏来说，是鲜卑跖拔政权的叛臣，如果刘懿的子孙对魏收关节不到，魏收不给刘懿作传，不是没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