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叛中的仁爱之心

甘露二年七月，司马昭在充分准备后，迅速推进到寿春并四面合围。当谋臣将领均主张急攻孤城、速战速决时，司马昭却说：“寿春城防坚固，兵力众多，急攻会带来巨大伤亡。若东吴从后边掩杀，我必将腹背受敌，这很危险。今三叛（诸葛诞、文钦、唐咨）聚集城内，已有了全歼的可能，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可坐取胜利。”在司马昭的安排下，魏军没有立即攻城，而是高垒深沟，依仗充足的人力物力，摆开了持久战架势，尽量将伤亡降低到最小程度。

围城是等待叛军的困急生变，军事重点则是打援，这是军事上的反客为主，主动权轻而易举地掌握于司马昭手中。诸葛诞被围之后日坐愁城，唯一的希望，是等待东吴援军。

然而东吴援军还没有等到，寿春城却因缺粮发生了内乱。先是文钦欲杀主张突围的将领蒋班、焦彝，导致二人率部出降；适逢其时，东吴将领全端之侄全仪带着母亲到寿春避祸，司马昭采纳钟会之计，伪作书信，使其兄弟五人畏惧于东吴的惩罚而率众出降，寿春城为之震动;文钦与诸葛诞本就不和，及至穷蹙时又相互倾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因意见不同，诸葛诞不顾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很不理智地杀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为报父仇，立即率兵进攻诸葛诞，失败后出城投降了曹魏。

司马昭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开始攻城。当四面架云梯鼓噪着登城时，城内竟没有回击者!原来，诸葛诞见军心已散，大势已去，只好率亲兵突围，结果为胡奋所斩；唐咨、王祚及万余吴军也放下武器自缚投降，寿春平叛战至此结束。因畏威怀德，全怿、全端等东吴将领，在战后也率部投降魏国。

在如何处理东吴战俘时，司马昭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提出：“东吴降兵不会服从于魏国，更不会甘心为我们打仗，干脆全部坑杀了。”司马昭说：“不用那样，即便投降后再乘机逃回，正好让吴人看到我们的宽大为怀。”于是，将降兵统统带至三河就地安置。对追随诸葛诞叛变的各地将士、官员、文人等，只诛其首恶，其余一概赦免，不予追究。扬州平叛的善后处理，显示了司马昭在战争中的仁爱之心。

灭蜀中的仁智之心

平定诸葛诞叛乱之役，我们可窥见司马昭算无遗计的智者之心，而在灭蜀之战中，其智者之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成了战略转变。

司马懿父子主政后，恢复了曹操、曹丕的守势战略，专注于东南战线。

公元259年，在扑灭诸葛诞叛乱六年之后，统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司马昭欲主动出击消灭吴、蜀。关于先取哪里，其内部又生争执，谋臣、将领们受惰性思维的支配，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东吴。司马昭力排众议，仔细分析道：“粗略地估算，如果先取东吴，必须打造战船，疏通水道，大致需要千余万人工；更何况，南方潮湿，军队南下必然会因水土不服发生瘟疫。如果先取西蜀，三年之后，乘巴蜀地理之利顺江而下，水陆前进，那将是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两个古代赫赫战例的重演……”

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为统一中国选择了最为简捷的途径。

任命钟会的同时，又任命了反对伐蜀的邓艾，令其率偏师在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牵制姜维，这似乎与司马昭、邵悌的谈话内容相抵触。其实不然，一方面，邓艾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且与姜维长期作战，熟悉对方；另一方面，沓中北边正是邓艾的防区，无须做大的调整就可使用；第三方面牵制是守势作战，无须去冒险犯难长途奔袭。

果如司马昭所料，灭蜀之战易如反掌，无激烈可陈。刘禅采纳谯周建议，率百官开门投降，灭蜀之战宣告结束。灭蜀的胜利，不仅是曹魏政权的军事胜利，更是司马昭知人善任的胜利，是敢用疑人的智者之心的流播。

艰难中的残忍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马昭，如何成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

在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皇权与军权分置的事实已无法弥合，只能酝酿成暴力，并以暴力求得统一。曹髦对大权旁落忧心忡忡，诚如《晋书·文帝》记载：曹髦以为，司马氏父兄三世在中枢掌握实权，政令已不由己出，更担心将来被废黜蒙受羞辱。于是，他一方面再封司马昭为丞相，封爵晋公，加赐九锡（专制社会中，皇帝对大臣封官加爵到无以复加而又不得不笼络时候，就赐给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等九种物品）；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做着夺回权力的准备。

自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掌握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中经司马师巩固拓展，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昭弟袭兄职，司马氏在军队和政权中的基础已相当稳固，即便皇宫也在其掌控之中。这时的皇帝曹髦，真正是外无兵将内无臣宰的光杆司令，他能做什么准备？无奈而又焦躁中，他召来自认为可靠但手无权柄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四人一起密谋，他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这段话，前一句是情绪话，后一句是牛皮话，合四人之力，不过是羊入虎口耳。

王经倒冷静，列举了春秋时代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擅权，轻率地发兵，结果成为亡国之君的历史，劝阻曹髦忍一时之愤，静待时机。然而，激愤中的曹髦听不进去，竟从怀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密诏掷到地上，大耍皇帝脾气说：“这个决定不能更改，即便是赴死，有何畏俱？何况未必就是死！”

秘密会议一开过，王业、王沈就向司马昭告密了。在不知彼亦不自知的状况下，曹髦率领皇宫僮仆数百人，鼓噪呐喊着向大将军府杀去。中护军贾充率兵迎击，战场在皇宫南门前摆开，曹髦持剑亲自冲锋。太子舍人成济早已投靠司马昭，见部众慑于皇帝的威严欲后退时，转头问贾充：“形势已十分危急，您说咋办？”贾充纵容道：“原养你们，正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有什么可问的？”成济是个只知有上级，不知有法纪的二百五，一听贾充放了口，立即拿鸡毛当令箭，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将曹髦戳得前胸透后背，一场宫廷政变遂落下帷幕。

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皇帝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民心的依附，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不是想杀就可以杀的。然而，这一非常事件毕竟发生了，摆在司马昭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善后。从个人利益分析，天子亲自向自己杀来，君臣矛盾已成水火，生死决于瞬息之间，若无人刺杀气势汹汹的曹髦，自己则必死无疑。但是，国内臣民受忠君思想的熏陶十分久远，弑君是对民心的挑衅，又是十恶不赦的首罪，处理不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内乱，自己也会成为首恶而遭到全国讨伐。内乱已令人担忧，更加之尚有东吴、西蜀两个外敌，他们会乘机兴兵犯境，造成内乱外患的夹击。曹魏政权的动摇就是自身地位的动摇，绝不能令局势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化。应该说，此时司马昭的处境已十分艰难。

但司马昭毕竟是优秀的政治家，艰难中他作出了三个决定：第一，上表章将自己洗刷干净；第二，保护股肱贾充不予追究；第三，拿成济作牺牲品，用以平息激愤的民情，依汉律将其杀了，并夷灭三族。由成济顶罪是唯一合理的、牺牲最小的选择，专制政治本身就是阴谋政治，宫廷纷争尤为肮脏，因此当后世再来谴责司马昭时，不如谴责不断制造血腥事件的专制制度。

可是，令人叹息的是，由于曹髦的误导，也由于国人衡量是非的帝王标准，使得司马昭这位顺应历史和民心，在三国史上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却遭到世人千秋万代的鞭挞。这到底是司马昭的不幸，还是历史的悲哀？

甚妙！

"这到底是司马昭的不幸，还是历史的悲哀？"
是世人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