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在学界，岑氏基本是一位独行者。在前辈与同辈中，似乎只有陈垣始终关心有加。 最近四十年中，岑氏最大的拥趸群体，则来自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或者可以说，岑氏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最近几十年唐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一位历史学家之治学如此密集地为文学研究者所追随，确实很特殊。
　　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惟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在圈内几成定论，但在圈外则冷热相差很大。虽然十多年前中华书局曾出版十六卷本的《岑仲勉著作集》，但对其成就的认识似乎又一直不是很高，读过几本的，初步印象都认为所论太过琐碎，根本不足以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过激的，甚至认为他最多只能算一个唐代文史资料员。我曾很认真地读过岑氏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论著，心追力仿，写过几篇几乎与岑氏同题的论文，体会他的治学方法，领会他研治唐史的总体格局与学术建树，有一些独到的体会。今年是岑氏诞辰130周年，也是他辞世55周年，他当年任教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将召开纪念研讨会，我愿趁此机缘，将一些认识写出，纪念这位难得的史学大家。

以下仅就牛李党争问题略作讨论。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之际的大事，因大中后政局为牛党把持，晚唐史家多右牛而黜李，到司马光仍如此。陈寅恪向推崇《通鉴》之有识，多赞同其所见。岑则依据李德裕文集与史实比读，再加上对两造人物仕历与论政之反复比证，右李而斥牛，对李会昌间之建树及谋国公忠，多有揭示。因此力主李党无党，进而对陈说有关两党涉及不同的阶级、李党重门第而牛党重科举、两党分别代表旧门世族与新兴阶级提出商榷，进而涉及两党相关人员之立场，以及党争初起之原因。这些意见之讨论均涉及复杂之考证与具体之人事，岑之所言虽不能皆是，但确多发人深省之意见。就我近年感受，当时依违在两党间之人物，人数众多，如元稹、李绅近李，刘禹锡与李交厚与牛党主人亦唱和不断，白居易则广泛交结，却又远远躲开，白敏中为李所引，但在武、宣之际打击李又不择手段。牛僧孺元和三年制策，陈推测针对德裕父李吉甫，此策近年在宋人编《唐策》中找到，并没有相应内容。李本人为门荫出身，对进士之浮华有所批评，但他南贬时，“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之民意，也足见李之主持公道，大中后牛党把控科场，丑行多有，更为世周知。本来阶级与操守就很难划等号，岑引《新唐书》作者宋祁说，认为牛李之李指李宗闵，则牛李为一党，并引晚唐北宋诸家说认为李德裕无党。《隋唐史》这一节的篇幅多达二万言，他贬斥牛党目的、手段“只是把握朝政，以个人及极少数之利益为第一位而不顾国家、人民，性质属于黑暗社会”，他力辩李德裕不结私党，赞同《云溪友议》认为他“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之说，对从沈曾植之牛李以科第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说，以及陈寅恪以个人行为来界定旧族或新兴，皆致不满，排列陈氏认定的核心人物二十多人中大多为旧族出身，二李党人物则各占其半，证明沈、陈之说不能成立。他对司马光、陈寅恪都赞同牛僧孺放弃维州及将吐蕃降人交换吐蕃的说法尤致强烈的不满，考辩议论都非常详尽。当然，岑有时也因意气用事而有失冷静，如李德裕已出为女冠之配刘致柔，究竟为妻为妾大约还是陈氏为是，刘的身份是妾而非妻，但她所生子李烨已立为嗣子，丧事又由李烨操办，因此而与一般之妾志有所不同。岑对此段史实的研究，用力极度邃密，故能在讨论中占尽上风。后来傅璇琮撰《李德裕年谱》，为岑说提供了更坚强的支持。
　　具体说到陈、岑二家治史方法之不同，可以借缪钺谈唐宋诗之语为例，陈是登高远望，意气浩然，岑是曲径寻幽，得其精能。比如言农获，陈见万顷良田，禾稼盈丰，风雨调顺，灾害不兴，猜其致隆因由，断其秋获必盛，每多卓见，足启后学；岑则开沟通壑，勤耕细作，去草灭害，日日辛劳，至秋获已毕，粮谷入库，称量完成，方细说所得，总结始末，虽然琐碎，但精确无比。譬如绘画，陈所作为写意画，大笔挥洒，意境全出，文章生动，韵在象外，启人意志，观者如云；岑所作为超现实之工笔画，画树则每片绿叶之叶脉皆精准无讹，画山则山石飞走无不毕肖其真，读者骇其博，未必赞其艺。无论怎么说，百年来的唐史研究，总体水平高于其他时代，两位大师从不同立场的分析和探讨，互为竞争也互为补充的研究，是其中的关键。那么二人的共同点何在呢？我认为都是从基本文献出发，突破唐到北宋史家对唐史的基本叙述，用现代学术立场重新建构一代史学。

唐史学家引领唐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
　　1949年以后，岑仲勉治学勤奋如故。对于新的主流学说，他也试图加以尝试，故在《隋唐史》中附列一节以《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为题，所讲则为北朝及隋之对突厥馈赠引发东罗马与波斯间的争斗；另列《西方乐曲影响于开元声律及体裁：从〈实践论〉看诗词与音乐之分合》，也有些贴标签之生硬。在社会分期讨论兴起之际，他撰写了《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参与讨论。1953年根治黄河方案推出，他以二年之力写出60万言《黄河变迁史》，提供决策参考。他努力适应并服务于新社会，方式则与那时的一般曲学阿世者有很大不同，基本治学方法与致力方向并没有大的改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纯学术著作之出版并不算太景气的情况下，他先后出版《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同前1958）、《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突厥集史》（同前）、《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同前）、《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两周文史论丛》（同前）、《唐史余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唐人行第录》（同前1962）、《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达十三种之多，其中许多是他早年的著作。此外《金石论丛》《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等几种也基本定稿，到“文革”后出版。可以说，他生命的最后十来年，在忙碌而兴奋中度过，尽管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双手颤抖，写字东歪西倒，但他却毅力过人，老来弥笃，著述不辍。”（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
　　在学界，岑氏基本是一位独行者。在前辈与同辈中，似乎只有陈垣始终关心有加。他指导或曾授课的学生中，陈达超坚持多年，陆续完成他遗著的刊布，较有成就的有姜伯勤与蔡鸿生，但治学路径已经有很大不同。
　　最近四十年中，岑氏最大的拥趸群体，则来自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或者可以说，岑氏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最近几十年唐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
　　较早地可以说到瞿蜕园、朱金城之分别或合作笺注李白、刘禹锡、白居易诗，瞿家与陈寅恪父子两代世交，瞿氏注刘诗特别关注贞元、会昌间之政局动向及在刘诗中的反映，注意揭示刘与各方政治人物来往交际中所存留的复杂痕迹，其对人、事、时、地及诗文寓意的揭示，兼得陈、岑二氏之长。朱金城注白居易诗，特别关注白氏一生交际中的人际变化，他的三篇《〈白氏长庆集〉人名考》长文，将白居易诗中不同称谓人物的具体所属逐一指明，从而揭示人际交往中白诗的具体指向，最得岑氏治学之精神。《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将《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等列入文学卷，也出于他的手笔。
　　傅璇琮受法国社会学派影响研治唐诗，特别关注唐代诗人生平与创作研究如何走出传说的记录，而追溯诸人真实的人生轨迹，关键是据《姓纂》、石刻、缙绅职官录等可以准确定时、定地、定家世实际的记录，纠正笔记、诗话乃至《唐才子传》一类传闻记录的偏失，揭示诗人的人生真貌与创作原委，从而给唐诗以新的解说。傅主持所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将以往很少为人关注的包括史传、全唐诗文、僧录、画谱以及包括《姓纂》在内的各种谱录做出精密的索引，以便学人充分利用。又著《李德裕年谱》光大岑说。晚年继岑氏而做《唐翰林学士传论》二种，将两百多位学士在政治、文学方面的建树作了更彻底的清理。
　　整理《姓纂》及岑氏《四校记》的郁贤皓、陶敏，对岑氏治学也深有体会。郁之成名作《李白丛考》，循岑氏治学理路，广征当时还很难见到的石刻文献，对李白初入长安之人际交往、李白诗中崔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李白供奉翰林非出吴筠推荐等重大问题，作出精密考订。其后更感到唐诗中大量出现的王使君、李太守之类交往难得确解，确定这些人名的具体人物对考订唐诗作年的极其重要，乃发愤编纂《唐刺史考》，将岑氏《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的工作扩展到有唐一代。陶敏在笺注刘禹锡集中深感唐诗人名考订对诗歌作年、本事及文本校订之重要，在整理《姓纂》中对一代人事有极其精准的掌握，在完成《〈全唐诗〉人名考》前后两版及《〈全唐诗〉作者小传订正》等著中，主要依靠文本解读寻觅内证解决唐诗及诗人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晚年并据岑著且补充新见文献，写定《姓纂》新本。
　　我本人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做唐诗辑佚，此前曾查阅了岑氏大量著作，体会基本方法，曾将《姓纂》通抄一过，比对岑校细读，从而认识唐一代人事的基本格局。此后为唐诗文考订补遗，作《〈全唐诗〉误收诗考》《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登科记考〉订补》《唐翰林学士文献拾零》以及石刻研究的系列论文，都依傍岑著而有所发明，并学会从文献流传过程中揭示真伪，追溯真相。
　　以上所述包括本人在内研治唐代文学诸家治学所受岑氏之影响，当然不包括当代研究唐文学的全部，但一位历史学家之治学如此密集地为文学研究者所追随，确实很特殊。如果一定要加以解释，我认为传统史学的关注重心在上层政治史，而岑氏著作几乎涉及唐代所有与文史相关的典籍，指示这些典籍存在的问题及校订办法，更揭示了以《姓纂》与郎官柱为代表的中层官员及文人群体的存在状况。多数诗人虽然偶然也涉足上层，但更多时间则行走基层，交往中低层级的官员，岑著的文献考订和治学追求，无疑提供了解读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可靠途径。一些文学学者因此而涉足史学领域且乐此不疲，也就可以理解了。
　　项念东博士寄示其所著《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及未刊稿本《岑仲勉先生学术年谱简编》，本文均曾充分参考，援据不能逐一注出。本文初稿，复承代为校订，谨此说明并致谢。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全文转自：http://whb.news365.com.cn/xl/201611/t20161118_26421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