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和钱钟书先生不是很熟悉吗？
　　何新：我和钱先生从1980年就认识。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局里派我去接他老人家来院里开会。那时他还没有搬到南沙沟的部长公寓，家中居住条件很差。
　　一路上他和我闲谈，由天气谈到古今掌故。我感到这位老人很亲切，很健谈，也很幽默。知识极为广博。
　　后来我发表了东西，就寄给他请教。老先生有信必回，对我奖掖有加。还邀我到家中作过长谈。
　　我在研究生院学报作编辑的时候，曾主持发表了钱先生的几篇很有名的论文。我认真研读过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名著。
　　平心而论，就学术论，我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
　　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所以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钱学”，我认为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学术炒作。我想钱先生自已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同属一代的老辈学人中，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更值得推崇。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有理论。
　　古人认为上乘之学要学、才、识兼备，其中“识”是第一位的，“识”就是理论。有识，才能驾御“才”，从而能运用“学”。大匠不仅示人以方圆，而且传人以规矩。
　　在80年代，五四以后新文化所养育出的一代学术界耆宿精英中一些人还健在。社科院中仍是群贤毕集，群星灿烂。如夏鼐、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吕叔湘、唐弢等等。在这一辈人中，钱先生并不能算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他被擢拨为副院长，与胡乔木的个人鼎力推荐有重要的关系。
　　我想，胡乔木此举除了看重他的学问，也是想倚重他作为清流名士的清望。就我所知，钱先生虽然清高，但对于胡乔木，也是始终非常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