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全新的“霍乱”病因的认识，中医还是一贯的做法，在《内经》总纲的笼罩下，各家面红耳赤的做无谓的“气剑”之争，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吴塘《温病条辩》说是“阳虚寒湿”；吴有性《瘟疫论》笼统之为“杂气”；其他暑湿、暑热、脾胃、气淤各种学说五彩缤纷，莫衷一是。
不识病因，更不识传播途径，则中医对霍乱的束手无策可想而知。明女医穿越遭遇霍乱，妄图凭着鸡矢白之类的几个偏方治愈这个十九世纪最大的瘟疫，荒谬狂悖之极，真贻笑大方也。
十九世纪的霍乱是波及全球的大瘟疫，自1817年起，共有七次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死亡极其惨重。仅在霍乱的故乡印度，历次大流行中死亡总数有人估计在3800万。1852年–1860年，第三次霍乱大爆发，传到俄罗斯，导致百万人死亡，其中包括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所幸的是，在这次大流行中，出现了一位医学史上的标志人物，约翰·斯诺，这位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内科医生”扭转了人类对霍乱战争的胜负流向。

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3－1858.6），雅号“雪（Snow）医生”，英国皇家外科、内科医学院的双料“院士”，兼维多利亚女王私人医生。他是麻醉学的开拓者之一，第一个研究了麻醉药乙醚的用量和疗效的关系。在发现氯仿可用作麻醉剂后，他大胆地将之用于维多利亚女王身上以减轻她生产的痛苦，从而一举获得大众对麻醉剂的认可。然而，“雪医生”最著名的还是对霍乱的研究。1854年，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传到英国伦敦西敏市苏活区，10天内死了500多人。“雪医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的眼光超越了一个个的具体病人，而关注于人群的分布特征。他搜集霍乱病人的资料，在地图上一个点一个点的标记，立刻发现，病人明显分布在贫民区的两条街上，宽街和剑桥街。死者集中分布在宽街的某个水泵附近（尤其16、37、38和40号住户）。同时，有些例外的住户，如宽街上的20号和21号以及剑桥街上的8号和9号，却无人死亡。这些住户和其他的住户在生活习惯上有何不同呢？进一步调查显示，他们都在剑桥街7号的酒馆里打工，酒馆提供免费啤酒，因此他们几乎不喝水泵抽上来的水。霍乱是否与饮用水有关呢？斯诺接着调查两条街的水源情况，发现，水是从河里打来的，而河水被伦敦排出的脏水污染了。“雪医生”于是拆掉水泵把手，关掉水泵，让居民喝其他地方运来的水，不久，疫情即告缓解。而调查得知，在伦敦另一个地方，有两个死于霍乱的病人都来自宽街，他们喜欢宽街的水，每天都要到宽街的水泵打水回去喝。这一切形成一个“证据链”，“雪医生”宣布，霍乱之源是被污染的水里所携带的病菌。霍乱的神秘面纱从此被逐渐揭开。在此之前，西方医学也和中医一样，猜测霍乱是空气中某种不干净或有毒的物质“瘴气”所引起的。
将统计学应用于水质和霍乱个案联系的研究，第一次令人信服的确定了霍乱的传播方式，锁定了霍乱的病因在水源，找到了真正有效的预防方法，约翰·斯诺的霍乱研究被视为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基础）的真正开端，这一思想从根本改变了人类医学对病和因之间因果关系确立的思维模式，以实验和逻辑代替主观联想和简单归纳来确定因果关系，显然更为可靠。循证医学就是以临床流行病学为根底建立起来的。“雪医生”不但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内科医生”，也完全算得上世界最伟大的医生之一。

微观领域一坨屎，直接导致中医对于像霍乱这样的传染病，没有治疗作用，像中医惯常吹牛的标本兼治，那其实霍乱弧菌才是真正的“本”，要是不懂如何除去霍乱弧菌，那腹泻、呕吐等这样的“标”，是怎么吃药针灸都无用，所以我常说中医既不治标也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