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分散的普通股民对整体社会化生产的占有比重,即便是总和比起大资本家的占比也是非常有限的,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凭证本身并不能带来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和使用,因为在现代生产高度社会化之下,整个生产部门、各部门之间(更不用说各企业之间了)的生产经营都不是单独利用各自生产资料即可完成的,而是需要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因此,单独普通股民所掌握的那一点占比少得可怜的“生产资料”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更多的仅仅是一种集资性的参与凭证而已。所谓按照股票权转移便断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改变是片面的。资本家把一部分企业和公司的股票出卖给工人群众,不过是为了把工人群众进一步牢牢拴在雇佣劳动关系上,进一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管制,以便进一步保障自己更稳定更有效地获取剩余价值。
股份制的出现是资本社会化的又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股份资本没有突破私有制的局限,但从运行上来说,这种资本是“社会资本”企业是“社会企业”,但作为企业财产组织和扩大的手段,是服务于企业的真正所有者资本家的。很难说通过彼此分散而弱小的“平民股票”就可以夺回对企业的所有权。
引用一段话,见《反杜林论》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股份制的出现是资本社会化的又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股份资本没有突破私有制的局限,但从运行上来说,这种资本是“社会资本”企业是“社会企业”,但作为企业财产组织和扩大的手段,是服务于企业的真正所有者资本家的。很难说通过彼此分散而弱小的“平民股票”就可以夺回对企业的所有权。
引用一段话,见《反杜林论》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