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拥趸，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物的学说，一度成为我国许多学者“分析”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来源之一，反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在今日之经济研究中略显冷清。虽然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但其决不能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直接理论。因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坚持何种政治经济学，实质上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
这两种政治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是劳动价值论，有人认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社会已经过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不如干脆放弃，选择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二者同根同源。但因各自有不同的追求，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于各从其类，分道而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用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诠释资本主义内部关系和生命过程，取得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成果；也因为其劳动价值论的缺点和盲点，酿成了诸多错误，造成了不良影响。古典派经济学家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绝对的最终的社会形态，是他们错误的根源。站在资本主义天然合理的立场上，他们思力不足、勇气不强，不能正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事实。
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它进行了认真审视，重新论证，并用新的元素做了补充，使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升级版”。换句话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还用自己的新见解做了解释，使劳动价值论变得更加充实、完善和科学。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批判地论证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马克思自信，这是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说的“枢纽”。
斯密有鲜明的商品二重性观念，但他的价值论把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时间和商品交换的劳动时间混为一谈，诱发了生产费用论的错误。李嘉图完全接受斯密商品二重性观点，并且严守资本、土地不能创造价值，资本中物化劳动价值必定要转移到产品中去的原则。但他未能阐明什么性质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什么性质的劳动创造价值，以及资本中物化劳动是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斯密、李嘉图遇到的许多困惑，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皆可迎刃而解。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概括地说就是：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味上的支出，当作同一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价值；一切劳动，从别方面看，又都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形态上的支出，当作具体的有目的的劳动，它形成使用价值。商品价值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晶，实际上是人们生产关系的物化，并无任何物质内容。商品的使用价值，说到底是劳动和自然物的结合。在物质要素被资本和土地经营者占有时，表面上看，极像三要素占有者共同作用，创造了使用价值，政治经济学称这为“商品拜物教”。商品价值不是具体劳动创造的，但具体劳动消耗的资本中物化劳动的价值，因为是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固然要转移到使用价值中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一个一个的商品表现为它的“原素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财富是怎样形成的呢？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表明，它们是商品生产创造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分析开始的缘由。
沿着劳动二重性理论的思路，追究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矛盾发展的过程，便可发现，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如何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又如何进一步发展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以及商品价值生产如何发展成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这个角度看，劳动二重性理论，堪称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津口要道。
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商品二重性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又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生产社会化是社会生产的大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私有制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旦私有制给予生产力发展的余地用尽，私有制就会消亡，被公有制取而代之。据此，马克思推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不是终极社会。
上述足以扼要说明，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更是鉴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信息化时代的确给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政治经济学家们给予科学的解答，但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