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现代经验主义者
回顾写博士论文的历程，记忆犹新的是，《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　一文所引发的那些问题，不仅占据了我不少思考的时光，也逐渐使我意识到唐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独特的政治评价话语体系，以往被唐研究领域学者不加思索采用作历史证据的许多文字，包括对政事、财政、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现实和往昔历史的种种叙述和议论，都需要更符合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或者说需要透过一层滤镜，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其史学上的利用价值。这就影响到博士论文涉及的许多方面，但由于原先设定的范围和时间的限定，使我不得不按既有的史学路数继续沿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方向推进，虽然读过我的博士论文的学界同行大都认为它对整体了解中晚唐政治和社会有实质的贡献，我本人却并不满意。当时我已开始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后现代经验主义者　(A post-modern empiricist)，乍听起来这个定位充满矛盾，其实我想做到的是在解读唐代书写时，除了对相关的史实做尽可能严格的考辨，还需不断反省潜藏在这些书写里的修辞意向和话外之音、书写者与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个人的史学立场，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盲目的实证主义倾向。
所以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感觉对很多书写的性质的辨析和历史现象的阐释仍带有简单的实证倾向，揭示出来的历史图景也不够丰富。尽管若干年后，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将之扩充成为一部关于八到九世纪唐帝国政治变化的英文书稿，但那已经不太能代表我的史学思考和旨趣，这也是为何我迟迟不愿寻求那一部书稿出版机会的主要原因。若要对唐后期有一种全局性的洞察，首先就需要对唐五代的各种书写作更系统的批判性解读，然后才能确立起符合当下史学要求的叙述。这项工作也应该以充分阐释清流文化这样的现象作为前提，但如此一来，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大，要讨论的问题也更错综复杂，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以碎片化的局部研究来达到目的。从学术生涯的角度来说，这种不切实际的固执是非常不明智的，不仅我个人为此付出代价，也让对我寄予希望的师长同行承担了很多压力;但幸运的是，这一过程反而使我对未来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使我更能体会史学研究的终极乐趣。

以上大体是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形成的对唐后期政治模式的基本看法，我之所以觉得这是件幸运的事，是因这些看法促使我改弦更张，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形成和意义。最初我被　《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所吸引，除了关心唐后期政治人物的身份背景之外，也和当时西方宋史界对唐宋社会阶层流动的热烈讨论有关。可是我深感西方宋史界的分析并没有建立在对中晚唐的深入了解上，如迄今仍有不小影响的郝若贝　(Robert Hartwell)　对唐至明中叶的社会菁英变化的论说，将唐后期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界定为所谓的“贵族”(aristocracy)。这一论说基本是以宋代成熟期的某些现象为出发点，用化约的方式来制造出唐代的某种理想型态，将两者加以比较以确定变化的特性，并且找寻导向宋代这些现象的唐代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这一模式显然受到内藤湖南学说的引导，同时也渗入西方社会学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的理解，实际上简化了唐代复杂的变化过程，尤其忽视中晚唐变化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以至于从八世纪后期到十世纪前期的历史成了印证宋代某些特点的历史注脚。清流群体就是一个在此种视角下被错过的重大历史现象。这一群体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而是以某些特殊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群体，有着复杂的演化过程和原因，这使以往的种种从单一视角出发的分析框架失去了解释的力度。这也促使我想要以这一现象为核心来考察中晚唐政治和社会的变迁，然而此前我对中晚唐政治史的研究使我察觉到仅从社会史或传统政治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一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唐代社会特定的对政治文化的想象联系起来，才能看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面貌。

以文学官僚家族为主要特征的清流群体之所以会在中晚唐出现，是多种历史条件交织发酵的结果。这些条件有的是长时段内形成的，比如中古社会心态里对“清”的观念的重视和对等级性社会身份的普遍认可，虽然“清”的标准在南北朝晚期开始逐渐从门第转为文学才能，“文”却也因此被提升到一种崇高的地位，甚至趋于神秘化。当这些情况遇到唐朝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根本性的变化就产生了。唐帝国以政治地位决定身份的取向使做官成为广大社会菁英的生涯目标，同时因为对“文”的作用的社会想象的日益强大，造成“文”和以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政治型态的高度结合。这就赋予了清流成员特殊的地位。以进士词科为代表的科举也从单纯人　才　选　拔　(recruitment of taIents)的机制转化为对既有社会精英身份加以认可(affirmation of identity)的机制，使得清流家族的出现和延续成为可能。当然以上这些因素相互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常常互为依托，这一点我在《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以唐代为中心》这篇文章里会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可惜这次未及将该篇文章收入到这部著作中来。
汤普森　(E.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的前言里，对工人阶级之所以能被视为一个“阶级”(cIass)作了理论性的精彩说明。他说阶级是个动态的现象，无法做静止的观察，阶级也不是一个标签或范畴，而是一群人因为类似经历而产生了共同的经验，并通过文化的方式展现出其群体意识。他指出“阶级”既有复数也有单数，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时，他选择了作为单数的“阶级”:
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Class，VintageBooks，p.9;这里采用的译文来自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译林出版社，2013年，2页)

假如唐代清流也构成这样一个类似阶级的群体，那么究竟应该是单数还是复数的呢?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里，我也倾向将其当作单数来处理，虽然清流成员有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多重身份，他们通过相似的经历而产生同样的经验，比如科举的同年、幕府的生涯、翰林学士院的共事等等，从而构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意识。作为“行动主体”(agency)的清流成员的认知通过何种方式来推动这种价值和意识的产生，又是如何与同时期其他社会政治观念相激荡的，都是我想要深入探明的问题，本书的工作只能说是一个开端，更详细的分析则留待另一部专著来完成。
我最初对于清流家族的特点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阅读正史、笔记与唐人诗文等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在反映晚唐的情况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足。近年大量墓志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得晚唐乃至五代清流家族的婚宦状态获得更清晰的呈现。本书中收入的文章　《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与此同时，我也日益认识到五代研究对了解唐后期历史的重要性。一种历史事务的潜在力量常常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才爆发出来，包括清流文化在内的晚唐社会的很多现象只有到了五代才能让人看到其最深刻的影响。受到这一看法的驱动，近年我更多地关注五代的历史，《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就是这种关注下的研究尝试。五代不仅仅是一个上承晚唐，下连北宋的纷乱的过渡期，而是将唐代文化整合重组并建立新范式的时代，冯道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共同体的产物。他既是清流文化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促成这一文化转变的代表性人物。他个人生涯的成功必须放在精确的文化坐标上加以说明。

汤普森的著作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对历史中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从他的解释可以知道，汉语的“形成”一词难以充分包涵“making”的意蕴，后者兼指主体(各类工人阶级成员)对于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和他们所处的条件。汤普森说他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等从他们身后遭受的不屑一顾(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中解救出来。这显然需要历史学家的道德勇气。在一个对精英的作用高度怀疑的时代，将唐代的清流作为彰显的对象虽未必需要有汤普森的勇气，多少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与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清流文化与唐帝国》，陆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转载自：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6-01/22/content_378469.html?di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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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城墙，
映出古老月光。
洛水浩荡，
淘尽帝王将相。
我洒墨写尽千古，
却勾不出你逝去红妆。
前尘苍茫，
墨入古老诗行。
　 --【古都吧】诚邀君临！

哪有视频啊

现在的学者都不会说人话。怪哉。

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这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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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当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