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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是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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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的首

府，而宁夏和�

ZANG、内蒙、广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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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比较也少为人知。我接到许多读者来信信封上写的是“内蒙古银川市”或“甘肃省银川市”，多谢邮局居然转到我手上。一次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的记者来采访，在我这里还住了三天，节目播出时，旁白中仍说“张贤亮在内蒙古银川市”。最近本地报纸上还有杂文抱怨外省人常把银川移到青海省去的，那已飞越了甘肃省。我出国遇到新结识的朋友，我说住在银川，就有人问“银川在哪里？”我回答“在宁夏”，接着又会问“宁夏在哪里？有铁路吗？有飞机吗？”我说当然有，他们又会好奇地问“那里的人是不是还骑骆驼？”。

我想，这大约有两个因素：一、宁夏在民国时期才开始建省，1953年又并入甘肃，成为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到1958年10月再从甘肃划分出来成立“宁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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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历史渊源很短；二、就在这很短的历史中，宁夏确实没有什么惊人之举。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等等成就，尽管区内搞得很热闹，自娱自乐，但和外省区一比，因面积小人口少，至少在数字上就显得小打小闹，上不得台面。到今天的网络时代，真的应了一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宁夏在好坏两方面都没有发生过耸人听闻的大事，天不惊、地不动，想吸引人眼球也难。可是，现在看来，没有轰动性新闻的地方就是个好地方。既无天灾又无人祸，安全平静，不正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吗？所以，在“幸福指数”调查中，宁夏银川市在一百多个城市中排名竟在前十名之内。这就是我喜欢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而且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

我是1955年18岁时到银川市近郊贺兰县农村的。那时宁夏还属于甘肃省，“银川专区”不过60万人口，银川市只有七八万人，也就是一个镇的规模，连条柏油马路也没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用我在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中几句顺口溜就概括了宁夏的首府银川市：“一个公园两只猴，一条大街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辆公交慢悠悠，一家饭馆尽卖粥……”“两座楼”指百货大楼和邮电大楼，邮电大楼仅4层，百货大楼外观3层其实是两层。设计师后来跟我同在一个劳改队，因为他设计的一层楼竟有一层半高，当地人们不理解百货商场需要宽敞空间，为啥把3层搞成两层？罪名就定成“浪费国家财产”。

 宁夏的变化可以以银川市为标志，变化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但改革初期动的也很慢，内陆小省区总是观望沿海开放城市，亦步亦趋。而且历届领导各有各的主意，这一届要发展老城区，下一届要发展新城，再下一届要发展新市区，弄得小小的银川从黄河边一直逶迤到贺兰山下，绵延数十里，宁夏的土话叫“狗吃羊肠子，吃一路拽一路”，或说“猫拉稀屎，沥沥拉拉洒了一地”。真正的大变化是从21世纪初开始。首先，银川市修了西北地区第一条8车道的大路，从黄河边直达贺兰山下，长达20余公里，将老城、新城、新市区贯通起来，这一下就竖立起一座现代城市的脊梁。从此，银川市可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我认为，中国的内陆省区和城市，最能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成就的应该算宁夏和银川，几乎可以当作改革开放的标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宁夏和银川本来知名度很低，经济和文化基础都很薄弱。1962年我到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即镇北堡）赶集时，农民和牧民之间的买卖还是以物易物，不用钞票，土豆白菜直接换羊肉羊皮。

在历史上，银川市与周边城市根本没法相比。南面的西安不用说了，一派汉唐气象，你叫它“旺都”也好“废都”也好，不可否认它是个“都”；东面的太原除了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是煤钢工业重地；旁边的兰州曾是中国西部的铁路枢纽，又是重化工基地；北面的包头过去是“茶马古道”，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是从包头发迹的。宁夏银川呢？一片空白！银川号称“西夏古都”，可是很多人连“西夏”也不知道，何论“夏王朝”了。夏是一个割据的王朝，与宋、辽、金朝代同时，但《二十四史》中有宋、辽、金史，对西夏仅一带而过，建立“夏王国”的党项民族早已消失，西夏文化也早灭绝。所以，宁夏人连阿Q精神也无法施展，没资格说“老子过去也阔过。”

 过去不“阔”，现在可“阔”了，这就是宁夏的特点！固然，宁夏南部山区还有不少贫困人口，但一年比一年减少。宁夏的城市建设真可说突飞猛进地发展，因为这里吸引了周边大量人口迁移过来。这又不得不说宁夏另一个特点，我称之为“移民文化生态”的社会环境。顾名思义，宁夏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