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张）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这段出于《新唐书•忠义传》“赞”中的记载描写了11世纪初宋真宗东巡中的一段经历。据说真宗来到了当时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途经一座先贤的祠庙，先贤磊落不凡的品行与功业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真宗，以致其“留驾裴回”。在向旁人咨询了先贤的所行所事后，真宗决定将他们的业绩“著金石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先贤“忠义”的品质足以、并且应当彰显于后世。
祠庙供奉的先贤是唐代的两位重要将领，张巡和许远。实际上，即使真宗不将他们的功业“著金石刻”，张、许的事迹也已经广布民间。其实，早在唐代，张、许就已经获得了“立庙睢阳（即宋代应天府），岁时致祭”（《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的荣誉。自唐以来，张、许的功绩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推赞，人们推崇他们的“忠义”乃在于在安史叛乱的时期，张、许等人以寡弱的军队对抗数十倍于己的叛军，坚守睢阳等地，前后四百余战，杀敌十余万众，最后城破之日骂贼不屈而全部遇难。正因张巡等人的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

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张巡的这种坚守睢阳、保全江淮的意义也已为他们所认可。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些简明的通史类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事实上，有关安史叛乱初期河南战局的描述基本上就是围绕张、许的事迹而展开的。譬如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2页。）
在此前后，在南阳（河南邓县）和睢阳（河南商丘）的战斗也异常激烈。南阳是江、汉的屏障，睢阳是通向江淮的要道，而江淮一带是唐朝的重要财富来源地。叛军占据中原地区后，江淮财富不得不经由江、汉二水运抵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运到唐军的后防基地扶风（陕西扶风）。安史集团为了切断唐朝廷的经济命脉，接连派大军猛攻南阳和睢阳。唐将鲁炅守南阳历时一年，南阳失陷后又退保襄阳（湖北襄阳），抵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唐将张巡、许远苦守睢阳，和优势叛军前后进行大小四百余战，杀敌12万。睢阳最后陷落时，安史集团已丢失长安，无力再向江淮进扰。江汉和江淮地区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的结局有重大影响。（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
相似的论述也出现在由西方学者编纂的著作中，譬如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就写道：
同时，他（指安禄山）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巍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指张巡）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灵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年，第453页。）

叛乱初期的这一连串任命西北军事集团将领出为讨贼统帅的举措应该并非巧合，唯一巧合的，可能只是他们当时都在长安。黄永年先生曾经从帝国军事格局的角度入手，指出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帝国的北部边境就已经形成了以范阳为中心的东北，与以河西、陇右为中心的西北两大军事集团，两个集团的首领分别是安禄山与哥舒翰。在安禄山于天宝十年（751）兼领河东节度使之前，西方集团的实力本略高于东方。西方节镇原本较多，在河西、陇右两大镇之外还有安西、北庭，北面的朔方、河东与西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些。不过当安禄山以范阳、平卢节度使的身份又兼领河东后，其“东北三师”的实力就开始高出哥舒翰的“西方二师”。况且安禄山的党羽安思顺此时又充当了朔方节度使。所以，在玄宗大批启用西方系统的将领担任讨贼统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立刻罢免了安思顺的朔方节度使一职，以郭子仪取而代之，并最终从哥舒翰之请杀掉思顺。（参见《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14—348页。）
黄氏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张介然，不过我们以为，把任命张介然担任河南节度使一事同样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将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玄宗在天宝十四年底对张介然的这一任命，即使没有取悦其府主哥叔翰的意图，至少也与玄宗本人以西制东的战略原则相吻合。
然而令玄宗遗憾的是，他所任命的西方将领在与安禄山的对抗中相继溃败，即使后来，真正从西边调来的河陇军队取代了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驻守潼关，数量上占优势的它们也仍旧敌不过来自东北的叛军。而以西军自恃的玄宗也因此不得不逃往剑南，并重新考虑其战略政策。

新的考虑
张介然死后，河南节度使因之一度废置。而安禄山在攻陷陈留后，却任命了自己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俾守陈留。此后安禄山引兵西进，叛军在河南的实力受到削弱，但其东略势头并未因此而消减。于是，地当要害、控引江淮的睢阳就成了叛军东略最重要的对象：
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通鉴》卷217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条）
不过，东平（郓州）太守吴王祗已在此时起兵，于是“郡县之不从贼者，皆倚吴王为名”（《通鉴》卷217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条），分散在河南各地的军队至少在政治上找到了向心的目标。同时，“单父（睢阳郡属县，今山东单县）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通鉴》卷217天宝十四年十二月条）这是叛军在河南遭到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迫使原本欲引兵东徇的李庭望不敢再轻易行动。到了天宝十五年正月，几乎与吴王同时起兵的济南（齐州）太守李随已到睢阳，其时有众数万，于是唐廷有了与在陈留的叛军河南主力对峙的资本，李随也因此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而与之一同被任命的还有许远，他以前高要（岭南高要郡属县，今广东肇庆市）尉的身分被任命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有关李随此后的命运史料没有留下记载，推测他可能很快就去世了。而他留在睢阳的军队则应由许远统率，成为此后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主要力量。
继李随后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的是吴王祗。很可能是因为已经注意到了李祗作为宗室的号召力，玄宗在天宝十五年二月已经任命其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而当时在雍丘（陈留郡属县，今河南杞县）的张巡其实就是打着“吴王先锋使”的旗帜来抗贼的。李祗的由东平移镇灵昌，很可能是为了与睢阳的李随形成对陈留叛军的南北夹攻。三月，李祗败安禄山将谢元同于陈留，同月被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不过陈留的大部实际上此时仍在叛军的掌控中，因此李祗的驻地当仍在灵昌。

上述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本传称当安禄山攻陷东京后，玄宗开始着手选择将帅，这里的将帅明显应有一定所指，它指的就应当是河南地区的将帅。也就是说，当张介然、封常清失守河南、东京后，玄宗就已经开始考虑新的河南统帅人选了。另外，当玄宗接受其婿张垍的建议俾令夷陵太守李巨入京后，由于杨国忠的阻扰，李巨实际上又在长安赋闲了月余日。换言之，如果没有道里、权臣的阻碍，李巨的赴任河南可能会更早一些。
指出以上两点是想说明，在虢王李巨之前，李随和吴王李祗的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或许只是中央的一个权宜之计，玄宗要的是一位亲信大臣，而不是来自河南的地方官员出任统帅之职，尽管后者也有不俗的表现。所以说，同为宗室出任，李巨的权力要高于李祗。不过宗室间的这种替任对唐廷来说毕竟还是有利的，吴王业已建立起来的号召力可以很自然地为虢王所利用，所以当李巨来到河南后，同样有“假（张）巡先锋使”（《通鉴》卷219至德二年十一月条）的举措。
如果说虢王李巨的出使才是玄宗在继张介然后对河南节帅人选所做的真正审慎的选择，那么它将透露出完全不同于此前任命张介然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改变由边镇将领统兵的局面，而代之以宗室出任。而这一精神，我们将在两个月后玄宗颁布的《幸普安郡制》中看地更加清楚。
在这两个月里，唐廷发生重大变故，潼关被乱军攻陷，玄宗不得不南逃四川，而太子李亨则分道北上，著名的《幸普安郡制》就是玄宗在这一背景下颁布的。制云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全唐文》卷366贾至）
随着西北军事集团的溃败，边将领兵的方针也被玄宗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皇子分统诸道。而就河南来说，此前对虢王巨的任命并未更革，显示了这一任命仍是玄宗此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环节。不过已有学者指出，此制文除了含有以上所说的目的外，其实还隐含另一个更加深刻的意图，那就是玄宗要以分封诸王来遏制太子李亨。（参见袁英光、王界云《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收入《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9—154页；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而我们的研究将会发现，玄、肃二帝间的这一矛盾也将对此后河南节帅的选任造成影响。
回到虢王巨的任命上来。不同于此前的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此时的治所在彭城。与之前的睢阳和灵昌相比，彭城显然是一个更为安全的治所。虽然由于不再是战场的前线，多少带有示弱的意味，但无疑是一个更适合统帅驻扎的地区。

肃宗的企图
在天宝十五年春，除了河南中部外，一股来自河南东部的势力也值得我们注意
时北海（青州）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颜）真卿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将步骑五千渡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休养士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矣，真卿不以为嫌。真卿以堂邑（博平郡属县，今山东冠县东）之功让进明，进明奏其状，取舍任意。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择交、冬馥微进资级，清河（贝州）、博平（博州）有功者皆不录。（《通鉴》卷217至德元年三月条）
河南东部因鲁中山地的存在，在安史叛乱初期免于战火的侵扰，不过它与中部的联系也因此受到了阻碍，相反，它与河北的交通却并没有因黄河的阻隔而受到影响。所以当这个地区支持唐廷的地方势力开始起兵后，他们往往会首先呼应河北的同仁。颜真卿是当时的平原（德州）太守，同时身兼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其时正组织着河北地区的义兵对抗叛军。从上述的记载看，贺兰进明为人高傲而颇有政治心计，在他来到河北后便开始有意凌驾颜真卿之上，但史料证明此人并无过人的将帅之才：
禄山已陷河间（瀛洲）、信都（冀州）等五郡，进明未有战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斩进明之首。”进明惶惧，莫知所出，（第五）琦乃劝令厚以财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战，遂收所陷之郡。（《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
而据《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贺兰进明因失律于信都城下，本有诏抵罪，幸赖颜真卿“纵之使赴行在”，暂时躲过了惩治。不仅如此，这次西行还为贺兰进明此后的仕途带来了不错的运气，《通鉴》卷219至德元年十月条称：
上（肃宗）命（房）琯以为南海（广州）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琯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琯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房琯）。
房琯正是曾向玄宗建言令诸子分总天下节制的大臣，此时奉使至灵武册立肃宗并深得肃宗好感。然而贺兰进明的一番进言却动摇了肃宗对房琯的信任，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一语点出了肃宗的痛处所在。很快，贺兰进明被肃宗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而不是原本应该去的岭南。

最后的对决
现存史料都表明，在当时的河南，其实并不只有张、许这一支抗贼力量。首先是贺兰进明，他可能差不多与尹子奇南下同时重新回到河南，并成功接替了虢王巨担任河南节度使。据《旧唐书•许远传》载：
虢王巨受代之时，尽将部曲而行，所留者拣退羸兵数千人、劣马数百匹，不堪扞贼。
这不知是否是李巨有意针对贺兰进明的行为，但此举削弱了河南的抗贼力量则不言而喻。不过就贺兰进明而言，其本部的军事力量倒并没有因李巨的“尽将部曲而行”而显得孱弱，《旧唐书•张巡传》中就说：“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通鉴》也记载：“（至德二年七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克高密（密州）、琅邪，杀贼二万余人。”显然作为新任河南节度使的贺兰进明手头是有不少士卒的。除了贺兰进明外，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许叔冀时拔众奔彭城、谯郡，史称其麾下精锐，军事力量并不亚于当时的节度使贺兰进明。此外，在彭城和谯郡，尚有尚衡和闾丘晓的军队。
但不幸的，在睢阳日蹙之时，这些河南将领都没有发兵援助睢阳，甚至在张巡派出大将南霁云一一向其告急请师时，仍旧是逗留不进。对这些河南将领，尤其是节度使贺兰进明的这种坐视睢阳危亡的行为，史家的解释是：
初，房琯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通鉴》卷219至德二年八月条）
房琯与贺兰进明的矛盾，成了导致张、许失援的一大因素。不过更进一步来说，作为统帅河南军政大局的河南节度使，此时已经丧失了对藉安史之乱而涌起的各地方军阀的控制力，这可能才是导致睢阳城孤守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或许是已经意识到了河南战局的危亡，至德二年八月，肃宗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代贺兰进明。另据两《唐书•张镐传》载，张镐此时还持节都统淮南等道，显然是准备集合东南诸道兵力，合力北上救援睢阳。史称：
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通鉴》卷220至德二年十月条）
张镐终究还是没来得及赶上救援睢阳，而在睢阳城陷十天后，广平王以郭子仪及回纥等军收复东京，各地叛军纷纷撤归河北，而此时已撤至陈留的尹子奇也为郡人所杀。
十一月，张镐帅鲁炅、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除能元皓据守北海、高秀岩据守大同外，其余皆攻克。十二月，位于范阳的史思明以所部请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到了次年二月，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于是河南、河东、河北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全部归顺唐廷，对于唐廷来说，现在只差对据守邺郡（相州）一带的安庆绪给予最后一击了。
不过在此时，以宰相身份出为河南节度使的张镐已向肃宗手书密表，上言谏招抚史思明，并因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参见《全唐文》卷432张镐《谏招抚史思明奏》）但此时的肃宗正欲宠纳史、许诸人：
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乾元元年五月）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五月条）
张巡时代的最后一任河南节度使也就此被罢职。

真实的影像
考察安史叛乱初期的河南政治形势，我们不难发现，较之于叛军集团相对稳定的节帅任命，唐廷方面的节帅更迭则要频繁地多，其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政治矛盾正是上文所论述的主题。
就玄宗而言，其战略部署原打算以西方军事集团的张介然、封常清牵制东北叛军的西进，最终达到凭借河陇军事力量击溃叛军的目标。但随着两京的先后陷落，玄宗的这一军事计划也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诸王、尤其是皇子分统诸道。虢王巨的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而李随与吴王祗先后以河南地方势力的身份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可能只是一个权益之计。
在唐廷与叛军争夺河南的同时，唐廷内部的争夺也在进行。肃宗以贺兰进明代替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正是其决意与玄宗争夺河南政治统治权的表现。但当贺兰进明来到河南后，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凭藉安史之乱业已成长起来的河南地方军阀，如许叔冀等人。
肃宗在此时也在调整策略，其以宰相张镐出统河南诸道，试图集合东方诸军救援睢阳并收复河南失地。但张镐实际上也遇到了与贺兰进明同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逐渐坐大的地方军阀，有效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施行。虽然在睢阳失陷后，张镐杖杀了不受禀命、不肯发兵施救的谯郡太守闾丘晓，但对于许叔冀等人，却也是无可奈何，并最终因谏招史、许诸人被肃宗指为不切事机而罢职。

回过头来还要谈一下张巡。无疑，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叛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河南的主要矛盾。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当时的河南，除了朝叛矛盾外，其实还交织着玄宗与肃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这多重矛盾。而从另一角度来讲，所谓的朝叛矛盾，与其指的是唐廷与叛军，倒还不如说张、许与叛军可能更恰当。因为当朝命的河南节帅们从陈留、睢阳一步步地退到彭城、临淮时，张巡却在雍丘、宁陵、睢阳一线死死抵住了叛军长达约两年的攻势。因此，我们现在再来探讨张巡的问题，如果能将他们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作用置于这样一种维度下来理解，或许就会对他们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唐廷虽然一次次地派遣新的河南节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缓解睢阳等地的压力。而来自它郡的支援与牵制也相当有限，逐渐崛起的周边实力军阀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坐视睢阳的粮尽人亡。所以说，张巡与许远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保全帝国的经济命脉战斗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