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间对接的桥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隐语是构成这个国家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与限制。
　　在中国，避讳是逃不开的概念。

　　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纸上书写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费力刻画，后者却可以运笔如飞，书写自如。但甲骨文和纸上文字最大的区别却并非省力或费力，亦非字形，而是内容——前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后者却时时曲笔讳饰，遮遮掩掩。所谓笔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许恰恰是因为甲骨刻画费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懒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禁忌避讳来隐藏自己的意图。所谓“夏之政忠”，翻看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就会发现，不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来叫去，不必避讳，就连恐吓威胁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如果不听话，不仅杀了你，还要灭你全家。
　　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当的简单对答，在一则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问臣下：不好，有祸患，到五月丁酉日，西边将有灾祸。(“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臣下也很直白地告诉君上，确实有土方、工方两个方国对东西边境发起进攻。(“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君臣之间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报喜不报忧。
　　但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第一句“政治隐语”被制造出来。那就是民众对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诅咒：“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决心和太阳同归于尽。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现出民众对自己领导者的极度憎恶了。但这句话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恰当地使用了比喻，将人间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阳，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上古时，“日”与“帝”的发音是相似的。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把舌头稍微拐一拐，“时日曷丧”就变成“时帝曷丧”。
　　为何人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隐语的方式去诅咒君主，却不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君主的过失？原因只有一个，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所以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隋代因为开国皇帝隋文帝的父亲名叫杨忠，所以整个朝代都不准提“忠”字，也难怪这个朝代最终被一群不忠的叛臣灭掉。尽管唐代皇室奉佛甚笃，但即使是神灵也不得不在避讳前退避三舍，因为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观音菩萨。
　　唐代也有一位和汉代严光遭际相同的人，就是刘知几，因为唐玄宗名李隆基，不仅“基”字要避，就连和“基”音相近的字也要避讳，于是终唐一代，刘知几都按照他的字被称为“刘子玄”。但成了“刘子玄”也非一劳永逸，到了清代，他的玄字又触了康熙皇帝玄烨的御讳，所以他又成了“刘子元”。
　　一般来说，避讳有时不仅避本字，还会避与这个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称为“避嫌名”。“嫌名”一般规定并不严格，但宋代对“嫌名”避讳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根据《礼部韵略》所记，宋高宗名讳“构”延及的嫌名多达“遘、购、媾、篝、傋、冓、够”等55个字，可谓前无古人，人们只能期盼皇帝能体恤民情，起个无论是读音还是字形都罕见的名字。
　　与“避讳”的茁壮成长相比，政治隐语真正的嫡子哲嗣——“讽谏”却日渐委靡，一蹶不振。
　　在战国时代，倘使讽谏出格激怒了一位国君，游士至少还可以转投他国；而竞争下的列国诸侯，即使是为了好贤养士的名声也会容忍士人过分的话语。但普天之下的帝王却不会轻易宽容不敬的行为，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严令使胆敢借古人故事讽谏今日政事的士人胆战心惊，当“大不敬”在汉代成为一项重罪时，讽谏就只能黯然退场了。
　　汉代的东方朔是最后一位在讽谏史上留下名字的臣僚，他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也是因为他“时观察颜色”，而汉武帝也只是拿他当成一个倡优小丑之类蓄养。
　　能在讽谏后逃脱诛罚的恐怕也只有倡优小丑，或者是市井无赖，因为没有人会把他们的话当真。朝堂上的讽谏沦为了市井讽刺笑话，不过是博得一笑而已；反而是避讳需要正襟危坐，不可笑谈视之。
　　就在避讳严苛的宋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有趣的政治讽刺笑话，宋宁宗时期的临安民众因为对宰相韩侂胄的结党揽权甚为不满，但又无法公开表达，于是，一群“市井小人”印刷了一批“乌贼出地没于潮”的小册子，分发给小孩儿，以一钱一本的价格公开贩售，同时还让他们高声叫卖：“满潮(朝)都是贼！满潮(朝)都是贼！”
　　但这不过是政治讽刺的昙花一现，因为很快，它将遭遇自己最大敌人的全面进攻，这个敌人也就是它的双生兄弟——避讳。尽管讽刺与避讳都包裹自己的真实意图，讽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让人打开，而避讳则是禁止开启。
　　“雍乾之际，避讳甚严”，再没有哪个朝代比活在全盛时期的清代更让人感到恐怖的了，避讳的地雷处处皆是，很多时候甚至莫名其妙。
　　康熙时代的文坛祭酒王士祯，死了已经十年，却因为新即位的雍正皇帝名胤禛，所以被迫改成“王士正”，后来又被钦命改回“王士桢”；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变成了“赵匡允”，就前明的崇祯皇帝都成了“崇正皇帝”。
　　讽谏也同样遭受摧折，当乾隆皇帝的宠臣、被视为清代东方朔的纪晓岚委婉地向皇帝劝谏东南财力竭尽恳请救济时，得到的却是皇帝的斥责：“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这是一个开不起也开不得政治玩笑的时代，即使是倡优也不行。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文字何以成狱？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是康雍年间的文士张贵胜编纂的笑话集《遣愁集》中收录的故事里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景是五代时期宰相冯道的一位门客在为冯道念《道德经》的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因为冯道的名字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这位倒运的门客只得将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说”。
　　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字癖比较保险的办法，“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乃是一条杀头重罪。所以像张贵胜这样从古书上将摘抄的古代名人轶事编辑成书出版，或许是再安全不过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讽今的罪名。
　　1787年，清代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已经全部编纂完毕，进入复勘阶段，但一位名叫祝堃的详校官却从一本品鉴历代收藏画作的小册子《读画录》中嗅到了可疑的气息。
　　气息来自于书中“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的诗句。这句诗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任何奇怪之处，不过是抒发一下作者周亮工追慕魏晋风度的情感，但在乾隆皇帝眼中，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逆诗。所谓“义熙余”，乃是套用陶渊明一个相当冷僻的典故，义熙乃是东晋末年安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据说陶渊明所著文章年月，在义熙之前，都用东晋年号，之后惟书甲子，不书刘宋年号。想那周亮工原是前明进士，后来入清为官，难保他不是借陶渊明的典故暗喻心怀前朝，于是周氏原先收入四库的所有书籍全部抽出销毁。
　　周算是这场康乾时期文化运动中的幸运儿，因为他死在一百多年前，倘使他活到乾隆时代，必定难逃诛戮族灭之灾。在这场由皇帝亲自策划发动的文化清剿运动中，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过去文士试图用政治隐语将自己的抗议或政见隐晦地表达出来，但现在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早已谙熟文人这套行业秘密，开始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
　　遑论是真的有政治隐语暗藏其间，即使没有，皇帝和他的臣僚也会挖地三尺，从中寻出那些散发着悖逆气息的违碍字句来：“维民所止”是影射雍正无头；“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清浊”和“浊清”自然是毁谤本朝，最可恶的是竟敢说皇帝训谕乃是“下眼训平夷”；那名叫刘三元的“疯汉”，竟然胆敢梦见神道称他是汉世后裔，这分明是要兴汉灭满的悖逆狂徒；还有一个叫高治清的老头儿，一听名字就知道此人必是心怀怨望的逆贼。
　　清代帝王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隐语如此地穷追猛打，让人误以为是罹染了偏执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但事实却远没有如此简单，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杀鸡儆猴，制造一种集体恐慌，使人们不敢轻易玩弄文字，挑战最高权威。
　　皇帝的苛察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因为没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会对哪一个字哪一句话发生“兴趣”，所以文人只能无限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一切都视为可能触犯避讳的地雷，没有什么比自我审查更能彻底地驱赶不安分的思想，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避讳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成为头脑中支配所有思考和书写活动的深层潜意识。就像乾隆在一道谕旨中所说的那样，“俾愚众知所炯戒”，让这些愚民引以为戒。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那双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实的嘴，也许就像冯道门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险的：“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