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基本上继承了朦胧诗的精英式文化心态，在思想的深度、感受性和批判的向度上，二者常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北岛和崔健，甚至表达时所用的意象，都可能产生异曲同工的效果。比如关于自由，北岛说，“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崔健来得更直接，“自由不过是监狱”，“你我不过是奴隶”（《这儿的空间》），如此而已。
　　 使崔健和北岛容易沟通的基点，是他们都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北岛与他所否定的东西常处在势不两立的绝决情景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崔健的否定通常没有如此的冷峻、剑拔驽张，面对同样被冠以“世界”之称的外物，他流露出些许的迷惘：“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突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是崔健的第一首摇滚作品，从这里开始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直是激情与困惑俱在，反叛与自省同生。
　　 在北岛那里，自我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在与它所否定的东西的对立中确立了文化立场和坚定的形象，它可以用一个类的概念来替换，比如，“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言》），“我”和“人”是同一的。而在崔健那里，自我则是一个等待明确又不可能明确的概念，它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动态过程，无法定论。反叛确立了北岛的自我，崔健用它展开了自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显示了这样一个文化过程：
　　 听说过　没见过　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　没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　向前走　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　走过去　寻找根据地
　　 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含混”，不仅社会的历史和个体的现实交结纠缠在一起，而且个体表达的方式似乎都在重复历史。其实，重复是假相，历史一开始就被表面温婉实则坚定地拒绝了——“听说过　没见过”，我所做的只是我自己的事。而“走过来　走过去”寻找自我的“根据地”的形象，内含了深重的迷茫和焦灼。崔健特殊的魅力或许在于，迷茫和焦灼的结合产生出来的不是低调的艾怨，却是愤怒的呐喊。
　　 北岛和崔健的差别根源于他们各自所面对的社会文化背景，进一步说，即是：社会文化压抑了什么，文化反抗才会要求什么，而且，一时一地文化反抗的要求首先总是指向最迫切的内容。北岛是站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的，在最基本的价值规范被践踏、被摧毁之后，他所要求的，就只能是最基本的内容，合理的社会和人生必须先要有一个前提。这样的文化反抗的悲剧性，正如北岛自己所表达的那样，“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到８０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的重心已有所变化，崔健追求的，已不是作为一个类概念的人的价值的恢复和确立，而变成为个体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这一变化同时表明，北岛和崔健的不同，是文化反抗的过程和次序决定的，这个过程和次序无法逆转，不能颠倒，有了北岛那样的文化反抗，才会有崔健这样的文化反抗，二者之间隐含了非常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