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阿拉伯语文学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达里波斯语文学缘何出现并取得辉煌成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该文学载体的达里波斯语起源于前伊斯兰时代，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达里波斯语逐渐成为通行于伊朗的口语。9世纪初，随着阿巴斯王朝的衰落和伊朗萨曼王朝的兴起，达里波斯语开始从口语上升为文学语言。这个过程始于河中和呼罗珊地区，自东向西发展，在塞尔柱王朝早期成为通行于伊朗东西部的文学语言。伊朗萨曼王朝的兴起到塞尔柱王朝早期可以视为达里波斯语文学的形成期。本文拟从达里波斯语的兴起、其成为文学语言的过程以及早期达里波斯语文学的状况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达里波斯语的兴起
在阿拉伯征服伊朗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达里波斯语并不是社会的文学语言。因而达里波斯语的兴起自然是达里波斯文学出现和繁荣的首要的条件。
一般认为，达里（darī）是从“达尔”（dar）派生而来。“达尔”，本意是“门户”，特指宫廷或首都；因此“达里”意为“起源于宫廷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达里一词的语源是“山谷”（darra），因此达里的意思是“山谷的”。(1)对于“达里”一词的不同理解，事实上代表了对于达里波斯语起源的两种不同解释。根据前一种解释，达里语的起源地应在帝国的西部，基础是官方语言中古波斯语（巴列维波斯语），这体现了“达里”一词的地域性和官方性；根据后一种解释，达里语是在“粟特、巴尔赫和呼罗珊三地交界处的一种地区方言的基础上”(2)形成的，即起源于帝国的东部，基础是方言，这体现了该词的地域特点和民间性。根据《书目》（Fihrist）的记载，伊本·穆格法（Ibn Muqaffa`）指出：萨珊王朝末期伊朗人使用5种语言：巴列维语（原米底地区使用的语言）(3)、达里语（首都地区使用的语言）、波斯语（祭司和学者使用的语言）、阿拉米语（萨瓦德地区使用的语言）和胡齐语（胡齐斯坦地区使用的语言）。这条史料支持达里波斯语的西部起源说。

上述的5种语言中有2种不属伊朗语：阿拉米语是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共同语；胡齐语则有可能是古埃兰的语言。国家的官方语言、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语言和社会的文学语言是伊本·穆格法所谓的波斯语，现称中古波斯语或巴列维语，它在萨珊王朝之前就已成型，是萨珊时期唯一的书面语。达里语是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日常广泛使用的口语。中古波斯语有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形式，最初两种形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书面语由于本身的限制而比较稳定，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萨珊末期，它们之间的差异使得这种口语有了自己的名字——达里语。因此，严格地说，中古波斯语和达里语不是两种语言，也不是两种无关的方言，而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中古波斯语是行政、宗教和书面文学用语，而达里语是人们的日常用语。类似的过程在汉语中也以文言和白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伊朗在伊斯兰时期的初期，各地方言众多。在这个时期，达里语作为共通语，传播很快。尤其是在伊朗的东部地区极大地流行起来，并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及河中地区，使得一些弱小的地方语言消亡。达里波斯语作为伊朗居民的口语，其向东的传播过程得益于阿拉伯的征服。“当然是在河中地区和现在的阿富汗纳入哈里发帝国版图的时候，穆斯林征服者才将它（指达里波斯语——引者注）强加给这一地区。”(4)达里语取代了东伊朗地区的方言，尤其是在河中地区取代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粟特语。

没有文字作为载体的口语在大范围地区被使用，总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形式，达里语也是如此。伊朗的各个地区的达里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在萨珊时期，呼罗珊地区的口语与法尔斯地区、伊拉克地区、甚至德黑兰地区的口语都不同。这种差异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的。从总体上讲，这种语言大体可以分为东、西两支。西南地区使用的达里语在词汇和语法上都更近似于中古波斯语。而呼罗珊地区的达里语更多地受到非中古波斯语，尤其是帕提亚语的影响，并在其进入阿富汗和河中地区后又吸收了大量粟特语的词汇。
与此同时，阿拉伯语也随着阿拉伯的入侵进入伊朗。但是，阿拉伯入侵者们很快就被同化了。在8世纪中叶，阿拉伯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都说波斯语。虽然在对埃及的征服中，阿拉伯语取代了阿拉米语、埃及语和其它一些土著语，但征服波斯时，阿拉伯语却没起到这种作用。在伊朗，阿拉伯语仅仅是政治、宗教和文学的语言，而不是日常的口语。波斯人和伊朗大部分的阿拉伯人日常口语是达里波斯语。因此，“阿拉伯的统治和伊斯兰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达里语统一了伊朗各地口语”(5)。这是达里波斯语文学能够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可以说，阿拉伯的征服对于达里波斯文学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

二、达里波斯语成为文学语言
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的最初2个世纪里，伊朗的文学语言有两种：中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但这两种语言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并不相同。虽然阿拉伯人起初借助中古波斯语来传达指令和信息，但中古波斯语的地位仍不断下降。到了701年和741年，阿拉伯语分别在伊朗西部和呼罗珊地区取代了中古波斯语成为行政语言。由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中古波斯语的使用范围日益缩小。新皈依的波斯穆斯林不再使用中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逐渐局限在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特别是祭司们之间使用。
从8世纪起，伊朗的许多贵族都接受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伊朗的文学和科学用语。波斯的各类书籍，比如历史书、故事书、科学丛书等都被翻译为阿拉伯语(6)。这些书籍在波斯贵族中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它们的中古波斯语原本。可以说，阿拉伯语得势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古兰经》的语言，而且在于它象宝库一样留存了波斯传统的大部分财富。在灿烂辉煌的阿巴斯时期，阿拉伯文学不再是阿拉伯人的专属文学，而是哈里发统治范围内各地人民的共同文学。这其中也包括伊朗人，而且他们在发展阿拉伯文学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作为译者为阿拉伯文学添砖加瓦，而且也用阿拉伯语创作。许多使用阿拉伯语创作的著名的文人、学者就是伊朗人。对于伊朗人来说，阿拉伯文学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外国文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人丢掉了自身的传统。阿拉伯语只是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他们在这个时期重新认识了自身传统的价值。伊朗的舒毕运动就是以阿拉伯语为工具反对阿拉伯的伊朗民族复兴思潮。
9世纪，在伊朗通行两种语言：达里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前者是一种大众口语，而后者则是当时的宗教、行政、文学和科学用语，作为书面语和口语在有文化者间流通。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达里波斯文学兴起的时期。尽管如此，当时在伊朗仍然保留着萨珊时期传下来的游吟诗传统，这种诗歌在安息时代就已盛行。在前伊斯兰时期就已出现的波斯语诗歌由于是口语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诗歌片断，是用巴列维语或是用阿拉伯语的字母记载下来的。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虽然波斯诗歌在宫廷中让位于阿拉伯诗歌，但这种游吟诗的传统并未消失，而是在广大人民之中甚至宫廷中得以继续流传。流传下来的作品表明，当时这种以达里语作的诗歌在伊朗各处都存在着。

三、早期的达里波斯语文学达里波斯语文学可以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种形式。
（一）、达里波斯语诗歌。关于早期达里波斯语诗歌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⒈ 古尔王朝宫廷诗人内扎米·阿鲁兹（Nizāmī-i `Arūzī，卒于1155-1157年）所著的《四类英才》（Chahār Maqāla），约成书于1155年。作者是撒马尔罕人。⒉ 穆罕默德·欧菲（Muhammad `Aūfī，卒于1221-1222年）的《文苑精英》（Lubāb al-Albāb），约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作者的谱系可以上溯到圣门弟子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Abd al-Rahmān ibn `Auf），因此得名。在1200年左右（伊斯兰历7世纪初）他游历了呼罗珊及其附近地区，拜会了很多波斯诗人。随后在印度定居，先是在纳绥尔丁（Nasir al-Din）的宫廷，从1228年开始在德里苏丹沙姆斯丁（Shams al-Dīn，1211-1236年在位）的宫廷。⒊ 阿萨迪（Asadī）的《波斯辞典》（Lughat-i Furs），约成书于1060年。作者是图斯（Tūs，今马什哈德）人。这部著作引用了78首诗的诗句。其中，欧菲的《文苑精英》是最重要的文献。该书与其说是诗人的传记，不如说是文集。(10)
全书共12章，分别是：
⒈诗之优异，
⒉“诗”之释义，
⒊ 最早作诗者，
⒋ 最早以波斯语作诗者，
⒌ 作诗的国王和权贵，
⒍ 作诗的大臣和官员，
⒎ 作诗的宗教学者、医生和学者，
⒏塔希尔、萨法尔和萨曼王朝的诗人，
⒐ 伽色尼王朝的诗人，
⒑ 塞尔柱王朝的诗人，
⒒ 与作者同时代的诗人，
⒓ 与作者同时代的作诗的幸臣。
前7章构成第一卷，是关于非职业诗人的，共122则；后5章构成第二卷，是关于职业诗人的，共164则。
达里波斯语诗歌的形成期大致从塔希尔王朝到塞尔柱王朝早期，即9-11世纪。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有萨曼王朝时期的鲁达基（Rūdakī）、塔吉基（Daqīqī）、拉贝埃（Rābi`a），萨曼王朝末期到伽色尼王朝初期的菲尔多西（Firdausī），伽色尼时期的昂萨里（`Unsurī）、法鲁克（Farrukhī）、玛努切赫里（Manūchihrī），塞尔柱王朝时期的纳赛尔·胡斯鲁（Nāsir ibn Khusrū）和欧玛尔·海亚姆（`Umar Khaiyām）等。

（二）、达里波斯语散文。9-11世纪不仅是达里波斯语诗歌的形成期，也是达里波斯语散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也许是由于当时或后世的人对散文作品重视不够、保存不利，也许是因为伊朗社会后来发生了太多的变故，早期达里波斯语的散文作品流传至今的不多。我们现在比较容易见到的散文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⒈ 文学类：主要是努哈二世·本·曼苏尔（Nūh ibn Mansūr，976-997）时代巴尔赫的艾布·穆艾伊德（Abu Mu’ayyid）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列王纪》。
⒉ 史地类：萨曼王朝统治者曼苏尔·本·努哈（Mansūr ibn Nūh，961-976在位）的大臣艾布·阿里·巴尔密（Abū `Alī Bal`amī）于963年（伊历353年）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的《塔巴利史》。地理学方面有无名氏所著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Alam），成书于982-983年。萨曼王朝时期布哈拉人纳尔沙喜（Natshakhī）所著的《布哈拉史》，为历史地理综合著作。
⒊ 宗教类：《塔巴利经注》的波斯语译本，产生的时间大约与《塔巴利史》的波斯语译本同时。这是波斯语的第一部《古兰经》经注。此外还有两种其它版本的波斯语《古兰经》经注。
⒋ 科学类：医药著作《药学基础》（al-`Abniya `an Haqā’iq al-Adviya），作者是赫拉特人艾布·曼苏尔·穆瓦法格（Abū Mansūr Muvaffaq）。拉齐的学生艾布·伯克尔·艾海瓦尼（Abū Bakr Akhavainī）所著《学生指导》（Hidāya al-Mu`allimīn），是一篇医学论文。天文学著作包括艾布·纳斯尔（Abū Nasr）的《天文学导论》（al-Madkhal ’ilā ’Ahkām al-Nujūm）和比鲁尼（Bīrūnī）的《占星术初步》（al-Tafhīm li ’Avā’il Sinā`a al-Tanjīm）。(16)
根据布朗《波斯文学史》的分析，散文（nasr）分成三类：无韵散文（`ārī）、穆拉扎兹（murajjaz，有短长格韵但无韵脚）和穆塞扎（musajja`，有韵脚但无短长格韵）。但是布朗在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却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关于穆拉扎兹，他说：“出现在散文中的自发和不自觉的诗，被视为散文，因为它们是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叫做穆拉扎兹。”(17)这样的词句既有短长格的韵，也有韵脚。而关于穆塞扎，他认为分为三类：
⒈ 平行（mutavāzī），前后连续的两句，节拍一样，字母数相同，押尾韵；
⒉ 同尾（mutarraf），前后连续的两个或几个句子，节拍和字母数不同，押尾韵；
⒊ 对称（mutavāzin），前后连续的两个或几个句子，节拍相同，但不押尾韵。
由此可见，在布朗的分类法里，前后两种解释是不一致的。可能后一种解释更为准确。可以看出，无韵散文是散文的主体，而有韵的散文仅仅是散文中某些部分所采取的形式。上述的几部早期散文作品主体都是无韵散文。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散文大多不是作为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的。作者写散文大多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比如用于传达指令或是用于传教等等。因而其文风是相当自然流畅、质朴无华的。行文平铺直叙，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描写，很少运用比喻、对偶等手法。上面提到过的一些作品类型在当时被认为是某种科学知识。它们中的大多数是译自中古波斯语或是阿拉伯语的。在9世纪时，散文的创作是尽量地避免使用阿拉伯语词汇的。但由于作为口语和诗歌语言的达里语对于科学创作来说都不够精准，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加强，以及阿拉伯语的韵文形式对波斯散文的影响，后来阿拉伯语在伊朗仍被用于基础的科学作品的写作。大体上讲，这一时期散文的地位并不很突出。
不难看出，达里波斯语文学是随着达里波斯语成为统一的口语并上升为文学语言而发展起来的。阿拉伯的入侵促使达里语统一了全国各地的方言而成为通用语，阿拉伯语的广泛使用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当时在伊朗占统治地位的中古波斯语的地位，这些都为达里语作为波斯文学复兴的载体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这之后，达里语作为波斯民族本身的语言又取代了阿拉伯语上升为文学用语。虽然早期的达里语文学包括诗歌和散文，但其主要的文学成就由诗歌体现出来。达里波斯文学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也是现代波斯文学发展的开端。

1.[苏]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注1。
2.同上，第176页。
3.巴列维语，有两个含义：1，中古波斯语；2，米底-帕提亚方言。本文中的巴列维语，在不做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均指中古波斯语。参看：EIr，Article DARI, (Encyclopaedia Iranica, VII, p.34).
4.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p.600.
5.ibid., p.602.
6.Zabīhullah Safā, Mukhtasarī dar Tārīkh-i Tahauvul-i Nazm va Nathr-i Pārsī, Intishārāt-i Quqnūs, 1989, p.8.
7.参见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p.609.
9.Zabīhullah Safā, Ganj-i Sukhan, Intishārāt-i Quqnūs, 1995, p.32.
10.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1,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451.
11.参见Zabīhullah Safā, Tārīkh-I Adabyāt-I Irān, Intishārāt-i Quqnūs,1987,p.138.
12.张晖《波斯诗歌及其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载陶德臻、何乃英编选《伊朗文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40页。为行文统一起见，译名有变动。
13.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2, p.27.
14.ibid. p25.
15.参见EI2, Article IRAN, (Encyclopaedia of Islam,Ⅳ,p.57).
16.参见Zabīhullah Safā, Mukhtasarī dar Tārīkh-i Tahauvul-i Nazm va Nathr-i Pārsī, p.15-16, p.24-25.
17.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2,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