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全取”、“全本”，弥、侯两先生认为是《歌》的缺点，别说据上所分析的，不合事实，就是真的“取”了“本”了，也未必是缺点。如果看了《昭明文选》，通过李善等人的注，你就可以看出，这样直用古人的话，叫做“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随便举个例子，如《文选》卷六十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1)“忠为令德”。注：“左氏传，君子曰：忠为令德。”(2)“方任虽重，比此为轻。”注：“山涛《君事》曰：‘方任虽重，比此为轻。”’(3)“百揆时序。”注：“《尚书》曰：‘百揆时序。’”(4)“谋猷宏远矣。”注：“《晋中兴书》：‘谋猷宏远。’”(5)“坐而论道。”注：“《周礼》曰：‘坐而论道。’”(6)“亲贤莫贰。”注：“《晋中兴书》：‘恭帝诏曰：亲贤莫贰。’”(7)“身殁让存。”注：“王隐《晋书》曰：武帝赠羊祜诏曰：身殁让存。”(8)“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注：“《尚书》，穆公曰：人之有伎，若已有之。”(9)“方于事上，好下规己。”注：“《魏志》，刘寔曰：王肃方于事上，而好下接己。”(10)“令行禁止。”注：“《文子》曰：令行禁止。”(11)“人有不及，内恕诸己。非意相干，每为理屈。”注：“《晋中兴书》曰：卫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12)“从谏如顺流。”注：“《王命论》曰：从谏如顺流。”(13)“悬诸日月。”注：“扬雄《方言》曰：伯松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单是这一篇，就可看出古人为文，全用前人成句，乃是常事。不但此也，诸葛亮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即出于《淮南子·主术》：“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本自江为的咏桂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杜甫、王维，都用古人成句，这是古人诗话中多次说到的。钱锺书先生博极群书，决不会以此而不选《正气歌》。《谈艺录》补订本352页补订26页，指出王国维诗“四时可爱惟春口，一事能狂便少年”，出于晚唐诗人韩僵《三月》颈联：“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钱先生谓“静安此联似之，而‘一事能狂便少年，意更深永。”’可见他并不以仿古为非，则《正气歌》之仿苏、石，青胜于蓝，钱先生必不斥之。

　弥先生不是说“明董斯张《吹景集》、清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皆早言之”么?那就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董氏的话，见于《吹景集》卷十四《文人相祖》,意思是曹植的《洛神赋》，“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其“体迅飞凫”、“翩若惊鸿”，“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则出自边让《章华台赋》的“体迅轻鸿，荣曜春华。”张、边都早于曹植，而现在(指明代)一般文人学士只称赞《洛神赋》写得好。又如石介的《击蛇笏铭》那两句，文天祥作《正气歌》，一摘取它(指石《铭》)的美丽的花朵(指石《铭》那两句)，立刻使《正气歌》与日月争光．这也像白居易的《泠泉亭记》(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三)、吕温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卷十)，都按四季描写景物(吕记为“及春之日”如何，“夏之日”、“秋之日”、“冬之日”又如何；白记只写“春之日”、“夏之夜”如何)，范仲淹模仿二记也分四季描写岳阳楼所见洞庭湖的景色，也是“一撷其菁，争光日月。”董斯张根本不是弥、侯两先生所说的鄙薄《正气歌》“袭用成句，沿用原意，在原作基础上并无新的意境、意象出现。” 
　　　　其实董斯张虽然称赞范记和文歌“争光日月”，却并没说到点子上。范记的压倒白、吕两记，哪里是由于“以四时写景物”，正是因为有了末段，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再加上范文正公平生的立朝人节，才使《岳阳楼记》永垂不朽。而《正气歌》的胜过《击蛇笏铭》又何尝只是移用了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这两句，正是因为《歌》的后一部分，从“嗟予遘阳九”直到“古道照颜色”这26句(全篇60句，这部分将近一半。这可看出侯先生的“《正气歌》内容大体就是苏东坡、石介文章的合成，而文字也几乎一致”，是多么荒谬的结论)，加上文信国公成仁取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节，才使《正气歌》争光日月!谁要是读了这26句，还要说“在原作(指《韩文公庙碑》与《击蛇笏铭》)基础上并尤新的意境、意象出现”，那只能说他是住白天说梦话。首先．这26句的内容是苏、石二文能有的么?其次，这26句的意境、意象侯先生还希望它怎样“新”? 
　　　　现在再看看俞樾是怎样说的。俞氏的话，见于《茶香室丛钞》卷八《文文山(正气歌)有所本》。现转录如下：“宋人《儒林公议》(无作者姓名)云：孔道辅为宁州军事推官。州天庆观有蛇妖，郎将而下日两往拜焉。道辅以笏击蛇首毙之。郓人石介作《击蛇笏铭》，有云：‘夫天地有纯正至刚之气，(前已引，此从略)今为公击蛇笏’云云，文信国《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以下一段全本此意。” 
　　　　俞氏只指出“语有所本”这一事实，究竟是褒还是贬呢，看不出。恰好同卷另有一条《杜牧之阿房赋有所本》，转录如下：“宋廖莹中《江行杂录》云：杜牧之《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参作《长城赋》云：‘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侪辈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祖《长城》句法矣。牧之‘明星荧荧，开妆镜也’诸句，杨敬之《华山赋》有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小星荧荧，焚咸阳矣。’《华山赋》，杜司徒佑称之，牧之乃佑之孙，亦是仿杨作也。按：《华山赋》以小形大，《阿房赋》以大形小，意似有别，可云异曲同工也。” 
　　　　不论祖句法，还是仿作，杜牧之的《阿房宫赋》是“工”的。

古人本来是主张“有所本”的，包括“祖句法”和“仿作”在内。“四库全书”的《徂徕集》“提要”就指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弥先生所谓“中间逻辑亦尚有问题。”侯先生猜测是：“极可能是中间排比部分的‘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一句与其他不类，将忠贞铁骨与贰臣降将混为一谈，相提并论。” 
　　　　所谓“贰臣降将”是指严颜。《三国志·蜀书·张飞传》：“(飞)至江州，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小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这是责怪刘璋不该邀请刘备来成都，后来果如料，刘备取代了刘璋。——从上引资料看，严颜不过由于他的视死如归感动了张飞，没有被杀，还被引为宾客。全部《二国志》并未记他投降蜀汉，出谋划策，或挥戈上阵，怎么扣得上“贰臣降将”的帽子? 
　　　　最后，谈谈侯先生所说“《正气歌》在继承方面显然太多”的问题。《歌》所继承的无非“正气”和历史人物两点。“正气”方面，苏轼并非首创，他是对孟子“浩然之气”的继承。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和前引苏轼的“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电，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有何不同?侯先生为什么不说苏文对孟语“继承方面显然太多”?至于对石序的“继承”，那九人十物中只用了“董狐笔”、“击贼笏”两人两物，而文的《歌》另列举了十人，这种“继承”显然太少。所以，侯先生这句结论是不合事实的。 
　　　　《正气歌》自传世以来，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不知道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宋诗选注》不选它，丝毫无损于它的神圣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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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术了
看的不是很明白

1、     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侯长先生文的论据是引用的弥松颐先生的话。弥先生是《宋诗选注》的责编。从下文看，他对《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是有疑问的，并且就此征询了钱先生的意见，而钱先生“坚持不肯选入”，并且说了一些理由（不赘引），这些理由被弥先生采信后，又被侯先生不假思索地拿来当做《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的原因。解读原文，结构很简单：《宋诗选注》没选“正气歌”，作为责编，（鉴于“正气歌”名气之大）弥先生要钱先生“给个理由先”，钱先生给了个理由，弥先生“信”了，侯先生“以为真”了。刘世男先生专门为侯先生的文章写了篇驳文。
2、     刘先生的驳文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对侯先生的用语也是很不客气的，至少我记住一次“荒谬”。侯先生对大师的话不加辨析，全盘采信，这态度不好。
3、     《宋诗选注》为什么不选“正气歌”，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问：《宋诗选注》为什么一定要选“正气歌”？我手头的1979人民文学版《宋诗选注》封面是“钱钟书选注” 而非“钱钟书主编”。个人选本近同个人作品，这好像是个常识吧。选本、辑本的好恶取舍的潜台词往往要从“春秋笔法”上考虑。这是中国特色，不适合福尔摩斯式的演绎逻辑。
4、     考虑一下《宋诗选注》的成书年代，再考虑一下“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官方标准和钱先生自己的心中的排序问题，我们可以知道钱先生为自己“坚持不肯选入”《正气歌》而给责编弥先生的理由实属搪塞，有大学问的人随口开小玩笑是一种居高临下，可惜了侯先生。


略微解释一下。
我回帖上去就说“就事论事，就文论文”，这多少有点“世故”。虽然我还是青年，但是我知道写中文的传统，总要在易受攻击的地方预设挡箭牌，即便如此，还不免招致或有心或无意的曲解，奈何。
我一向是乐见有真知灼见的论争的，“真实”的面子隐藏在虚拟的网络后面，被人说服的话能学东西，也不会恼羞，但是很遗憾，楼上的话我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自然也无从置喙。
至于兰花野草之类的话，我有印象。在我看来二者只有功用之别，而无高下之分，看来楼上对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还是很不以为然的。


照刘先生的这种思维，我敢说郭敬明的小说决非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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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喝水，几乎呛到。中国古文的“言有所出，意有所本”和现代法理上的“抄袭”、“剽窃”是怎么混同的呢？莫非文天祥必须有刘伯温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本事才能写诗？莫非在现代属于抄袭的行为在古代亦然？
刘先生举的例子是杜牧之类古人，楼上演绎逻辑的是郭敬明，不解。文章难道可以这样读？……吗？


14楼一句“你理解力有问题”让我彻底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一个是钱先生选诗有无春秋笔法的问题；一个是古人写作借鉴他人的方式除了“抄袭”、“用典”、“直引（你说的背书）”之外，顶楼刘先生所举杜牧、韩僵等人的例子是否有另外的说法（其实刘先生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奈何楼上执意视而不见），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还是故意曲解？这两个问题咱们就不讨论了，如果你身边有学中文到博士的或者教授之类，你可以问问他们。
我承认自己啥也不知道，虽然我很爱交流，但是沟通需要知识储备相近的话语平台，现在这样说下去相当困难，我放弃。
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问题，唉，那就别提了。那本是个严肃的历史专题，跟一人一事好恶得失毫无关系，楼上这样的分析让人无言，算了，不说了。


偌有一日，正气歌不再为华夏世人所传承，而泯灭文史，则华夏正道不在，天下必亡！那么华夏文明会和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一样，成为永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