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七缀集》中有《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这样的诗画比较专论，在《谈艺录》中有专节论诗乐离合，在《管锥编》里有论嵇康《琴赋》条、《声无哀乐论》条，论王羲之《杂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书论》条，宗炳的《画山水序》条，卫恒《四体书势》条，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论书》条，谢赫《古画品》条，庾元威《论书》条等专论书画音乐艺术的部分，此外还有别处的只言片语，以及书信中的讨论的等等表现了钱锺书在这方面的心得。 
　　 
　　　　对书画音乐等艺术的探讨是钱锺书雅喜谈艺的重要表现，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对书法艺术，钱锺书在《石语》中就有年轻时对当时书法某家放言无忌的“终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的评论，到后来的《管锥编》中则将书法艺术研究和学术探讨融为一体，对书法史的源流，对书法家的品评，以及世风政俗的书法影响，文学和书法的一些细节考辨，都达到了熟练之极的程度。比如对王羲之的书体不“犯”就非常欣赏，并引述多家之言来作为佐证，对王羲之的书法和文章结合达到的极高水准总体上是赞赏的，但最后又讽刺了王羲之的“伪清静”。对书法家的品评，以论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书法的排行榜变化这个例子为一大典范。钱锺书通过考辨把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的书法排名在历史上的演变问题揭示出来，分析了封建帝王在书法史上凭借势力产生的影响和后世的不以为然，又表达出对人情物态的感慨。这是钱锺书经常借题发挥的一贯风格。 
　　 
　　　　钱锺书对中国书法的韵与质也有论述，指出世人对谢赫《古画品》中“气韵”说的玩忽误会，指出北宋范温已经失传的《潜溪诗眼》是我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的著述，然后钱锺书博引中西典籍来阐述“韵”之大义，并发明黄庭坚用“韵”论书的例子，从而使人体会到要重视韵与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仅仅去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神韵”而忽视功力和质地。这段论述是钱锺书《管锥编》中较为少见的长篇幅的一节，再次显示了颇为惊人的中西文献功力。除此以外，钱锺书还论述到“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的书法理论问题，南朝亦有碑，而非世人通常所谓的只有北碑的这种看法。这种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全景式观照，使得他可以就书法的某一现象进行历史上源与流的考察和辨析，并从中得出既有趣又发人深思的结论。和历史学家陈寅恪一样，这种列举大量历史实例，作者只是轻轻评点数句的写法往往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