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闲情赋》向来被认为是中世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陶渊明作品中具有特殊性的一篇，先因萧统的评议而引起文论史上的屡次论争，又因鲁迅的揄扬而成为陶渊明形象的重要注脚。其中著名的“十愿”也因其手法别致、叙情委曲而深受赞赏。钱钟书先生已指出这一手法是袭自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王粲《闲邪赋》、陈琳、阮瑀《止欲赋》、应玚《正情赋》、曹植《静思赋》等汉魏篇章，袁行霈、范子烨等学者又从而引申论述之 [1]。关于这一作品本身，讨论已经不少，而本文希望以此为基点予以探讨的，则是另一问题，即汉魏六朝文献的复原，以及其与中世文体性之间如何互相支持而展开综合研究的问题。
　　除《闲情赋》存录于陶潜本集以外，上述诸赋的主要文本均赖《艺文类聚》卷十八“美妇人”门得以保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存文本可靠度的问题。笔者曾撰文指出，唐宋类书对六朝文献的载录，并非全文照录，甚至也不是局部节录，而是进行剪切删削，再将零碎片段予以拼接，其形态更应称之为截取缩写。这一操作方式导致类书中所保存的六朝文献出现大量裂缝空隙，文脉构造被扭曲淆乱 [2]。据此可知上述作品的现存文本必非完整的段落，而是文句碎片的集合拼贴。这提示我们三点：其一，对这一系列赋作，不能相信现存文本形态就是其原貌，更不能据此进行论述。其二，由于《闲情赋》完整保存，而其与系列作品之间又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那么是否可能通过文体对勘来复原这些文本，最大限度地将其被类书造成的“粘合拼接”形态分判开来，使每一句子在原文中所处的位置及含义获得明确 [3]？其三，如果这一文献复原工作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对《闲情赋》，乃至对汉魏六朝文学整体面貌的理解与研究范式，又会因此而发生怎样的变化？以上三点，就是本文希望通过考析《闲情赋》及其谱系来予以阐明的主题。

一 《闲邪赋》文献还原示例
　　《闲情赋》序云：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这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闲情赋》是一篇模仿前代之作，而非纯粹出于个人的独创。从现存的文本也可看出，从《定情赋》至《闲情赋》的谱系，显然存在着稳定的文体特征。这首先体现在“十愿”环节。《文选》卷十九《洛神赋》李善注引张平子《定情赋》：“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北堂书钞》卷一一〇引蔡邕《静情赋》：“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而不敢聆。”卷一三六引王粲《闲邪赋》：“愿为环以约腕。” [4]又同卷引应玚《正情赋》：“思在前为明镜，哀既饰于替□。”《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阮瑀《止欲赋》：“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前引诸家已指出《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等十组句式即承此而来。此外，各赋开端的体式亦为明证：
　　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张）
　　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蔡）
　　夫何英媛之丽女，貌洵美而艳逸。横四海而无仇，超遐世而秀出。（王）
　　媛哉逸女，在余东滨。色曜春华，艳过硕人。乃遂古其寡俦，固当世之无邻。（陈）
　　夫何淑女之佳丽，颜以流光。历千代其无匹，超古今而特章。（阮）
　　夫何媛女之殊丽兮，姿温惠而明哲。应灵和以挺质，体兰茂而琼洁。方往载其鲜双，曜来今而无列。（应）
　　夫何美女之娴妖，红颜晔而流光。卓特出而无匹，呈才好其莫当。（曹）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徳于传闻。（陶）
　　可以看到严格的规律：1、以“夫何xx之xx兮”发句 [5]，总起美人之丽色。只有陈琳一赋稍微例外；2、其次二句，以时空夸张的手法强调其魅力无双。也仅有应玚一赋位置略有变化。

行文至此，须得宕开一笔，梳理一下“闲情”谱系的章法渊源所自。事实上整个“闲情”叙事谱系，都可以清晰地从《楚辞》中看到渊源所自。《九章·悲回风》：
　　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曾歔欷之嗟嗟兮，独隐伏而思虑。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伤太息之愍怜兮，气于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为纕兮，编愁苦以为膺。
　　思人/悲泣/不寐，这一连串的主题乃至表述，都与“闲情”谱系符合若契；尤其末两句虽然与“十愿”句式不同，但化虚为实的构思却无疑就是“十愿”的蓝本。此外又《九章·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寃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髙而难当。
　　则又出现了路绝无媒，愿托浮云、飞鸟以寄情的主题。两段文本交汇组合出了完整的“闲情”构造（所以只有末尾的“息心闲情”思想是张衡创造的）。因此从张衡出发的这一“闲情”谱系，实际上是对《楚辞》中相关段落主题的一次重新分割捏合，从而组织出新的题目。——在单纯阅读《闲情赋》时，我们并不那么容易感受到其与《楚辞》之间如此密切的衍生关系。这是由于《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向来被理解为（男性）君主的政治道德隐喻，我们并不认为屈原的“求美”就真的是在追求年轻美貌的女子。但“闲情”谱系中却将这位“佳人”或“美人”的性别明确化了，“美女”、“媛女”等表述使我们无法再以道德隐喻的视角来解读这些作品，而只能从现实的爱情追求角度去理解。换言之，虽然这一系列汉魏赋完全是在从《楚辞》中窃取构想与辞藻，但通过一些微小的改造，却使读者的阅读场发生了变化，政治隐喻与人神合欢的飘渺意境消褪，取而代之的是富于现实色彩的恋情描写。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一谱系的渊源来自《楚辞》，然则“余”之追求美女，当然就对应于屈原之思美人。而《楚辞》中反复出现的屈原自我勾勒，恰恰正是一副“老夫”的形象。《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涉江》“年既老而不衰”；《大司命》“老冉冉兮既极”，都无不传达出这一鲜明的信号。并且我们看到，屈原正是在“年纪衰迈”意义上使用“年岁”一词的。因此这一系统乃至词汇运用上的匹配，更足以证成我们上文的推断。
　　据此我们可以对《闲情赋》及其谱系给出一种新的主旨解读：这些作品并不是在泛泛表达追求异性以及求之不得的哀愁，而是在描写老年男子对少女的爱慕。这种追求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违常情与伦理的，因此男子心中总有着两方面的天人交战，一方面为热情而狂想颠倒不已，另一方面却又含有自伤老少不偶的悲观情绪，一旦遭到现实的阻碍便放弃实际行动，转入梦魂萦绕，不得不以理性自持的态度熄灭自己的情欲之火。
　　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有两点相关问题也就得到澄清。其一，何以系谱中会出现“闲邪”、“止欲”这样的题名？“情”不妨是中性甚至美好的词汇，“邪”、“欲”却很难说是对正常男女爱情的形容。如果了解到这种感情中包含了不甚为世所容的成份，那么这种“邪欲”之所以要被抑制正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十愿”部份流露出强烈的“弃妇情结”——与之对应也许可以称之为“弃夫”。每一愿的基本程序，都是首先希望作为随身之物陪伴，而后担忧因为时移节易，遭到对方弃旧换新。这无疑让我们想起传为班婕妤作的《团扇诗》。事实上这种情绪在女子担心失宠的叙事中是非常典型的，然而却绝少见用于男子身上 [10]。这也是很不自然的。而一旦了解到叙事者乃是一位老夫，这种忧惧自己会被“脱故而服新”的心情也就毫不足奇了。
　　在这一意义上，《定情赋》以下的这一谱系实在具备着非常特殊的光色。一方面其叙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不复存在文学上的缺陷；另一方面，“老者爱慕少女”这种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可以说是极其大胆而独树一帜的，不必否认这一主题可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尤其在男权社会下，类似的事情是很多的 [11]。在这样的设想下，文学与道德两方面的主题得到了完美的并存：从抒情的角度，可以大胆热烈地倾诉自己的爱情狂想；就道德的角度，则又表达了克己复礼，禁止情欲流宕的主题。这两者由于一个特殊的构想而被巧妙融合在了一起。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更不必硬要将这种情节按在陶潜本人头上，认为在他的生命中也发生过同样的经验。事实上他只需要从前人那里接下这套主题与叙事形态，在文艺的触觉上体会这种感情，并且在理性上认同这种感情是应当克制的，就足以敷衍出一篇新的命题之作来了。不必否认这样的作品中依然存现着作者的个人表达，但这种“个人性”是如何透过外在的系统制约才获得表达的，毋宁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结语 中世文学文献与文体综合研究的可能性
　　上面我们通过对特定谱系的文献复原，提出了对六朝文学机制及《闲情赋》的若干新视角。这让我们看到，简单依据现存的，已经遭到历史过滤与人为删削，被改造后又重新拼合的汉魏六朝文本进行文学解读，是多么容易导致南辕北辙的误解。面对着六朝文学战场上错乱堆积的这些文字残骸，是否依然存在着某些尚未被发现的研究方法，让我们可以将这些残骸予以复位，从而重建起这片壮阔战场的真貌？如果存在的话，究竟有多少种可能的方法，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发现、利用这些方法？
　　《闲情赋》谱系的文献还原，无疑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视角。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世文学的产生发展，特殊强烈地遵循着一种生成机制：
　　某一主题的确立→同主题形式的学习模仿→相同整体构造中的局部变异→局部变异的独立进化发展→典范之作乃至新主题的成立。
　　这就如同生物树的进化一般，从一个基本原点演化出无数的物种。在这样的机制当中，每一件作品的意义都不仅仅从属于其自身，而是与一系列的同谱系作品紧密关联在一起，互相映照而呈现的。只要进行审慎的构造分析，我们完全可能通过谱系中得到确认的部份，来推演已经缺失的部份。就好比通过对生物骨骼构造的研究，考古学家可以将某件化石的残存骨片还原到正确位置一样。这就是通过中世文学文体性，对中世文献构造予以解明乃至复原的一面。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看到依据文献还原来展开文学研究的另一面。这些文本在复原之前，其面貌是含糊暧昧的，尽管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若干表层元素，但却无法据此作出更多的分析。然而一旦文献得到还原以后，我们便获得了中世文学中一个相当完整的谱系，足以成为展开文学分析的基础性案例。即如《闲情赋》谱系，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链条的起点是张衡，而最终被文学史所认可而成为经典的却是陶潜。在这条文学生产线当中，张衡无疑是最富于创造力的专利发明权所有者，然而陶潜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张衡，并获得了历史的青眼相加？这一谱系与其他谱系，究竟有何分合关系？我们能够调查到多少类似的谱系，确定其起点至终端的演进过程？种种相关的问题都随之而生。如果像这样的文学谱系能够大范围地通过类似工作获得还原展示，我们便有望获得一个与过去所见殊异的中世文学场景，更新我们对其生产方式、传承机制乃至美学倾向的认知。而这一切问题的解答，都有待于我们对于中世文学文献的复原工作。
　　当然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文体的演变，也正如同生物的演进；文体一旦变异，原有的构造就发生变异，于是必须对这种新构造加以新的研究。而正是在构造与构造的异同之间，表现出了中世文学脱落旧体、呈露新颜的历史过程。如果不先检验、重构出这些形形色色的构造，我们也就无从窥见构造之间的差异，无法从深层次阐明历史的变迁了。面对这样的研究需求，仅仅基于大致印象的叙述归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整套生物科学般的精密知识体系以及检验标准，才可能将中世文学的理解推向深入。
　　综上所述，中世文学文献的构造性生成，与中世文学文体相关研究的展开，实际上是一体中的两面。停留在模糊扭曲的文献层面，我们便无法直探时代文学的真相。而缺乏对于文学本相的深刻认知，也就无法得到更多的有力工具以重构文献。这就是本文最终所希望探索的，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相互支撑而展开的综合研究范式。对于《闲情赋》谱系的复原探究，仅是这一研究范式的一个浅近入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