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一生冀求长生不老、升仙得道，他闲着没事，用《易经》卜了一卦，曰“神马当从西边来”。这令沉溺于祥瑞的他颇为受用。果然还真应景，不久敦煌方面来报，说在渥洼池发现了天马！武帝龙颜大悦，有了神马，不就可以骑着它一朝升仙了吗？他深信这是“太乙神”赐给他的礼物，于是隆重的赐名“太乙天马”，连带着献马之人暴利长（光看名字就是个生事的主）也被封官受赏。武帝在位54年，是个雄材大略的天子，王侯将相，没有谁能轻易蒙得了他，唯独方士例外。只凭方士们几句忽悠，他可以不惜劳民伤财为神仙起楼台、造宫观；为了探访蓬莱仙境，竟真的一次次冒着鲸波之险巡游东海，乘风破浪找神仙，那份狂热，真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神马也是如此，那个暴利长因犯法被罚守边，出于翻盘心切，耍了个花招，跑到渥洼池边捕到一匹野马就敢吹成神马，还真就“一马得道，鸡犬升天”。
　　几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献上乌孙国的良马，武帝一高兴，又把“太乙天马”扔到一边，改封乌孙马为“天马”。但张骞告诉他：乌孙西边有个大宛国，出产的马更神奇，汗流如血，传说是天马在凡间的后代。于是武帝把乌孙马改名“西极”，让它靠边凉快着，再遣使团，携带“数千巨万”的财物，前去求取大宛天马。
　　史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

汉武帝一生冀求长生不老、升仙得道，他闲着没事，用《易经》卜了一卦，曰“神马当从西边来”。这令沉溺于祥瑞的他颇为受用。果然还真应景，不久敦煌方面来报，说在渥洼池发现了天马！武帝龙颜大悦，有了神马，不就可以骑着它一朝升仙了吗？他深信这是“太乙神”赐给他的礼物，于是隆重的赐名“太乙天马”，连带着献马之人暴利长（光看名字就是个生事的主）也被封官受赏。武帝在位54年，是个雄材大略的天子，王侯将相，没有谁能轻易蒙得了他，唯独方士例外。只凭方士们几句忽悠，他可以不惜劳民伤财为神仙起楼台、造宫观；为了探访蓬莱仙境，竟真的一次次冒着鲸波之险巡游东海，乘风破浪找神仙，那份狂热，真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神马也是如此，那个暴利长因犯法被罚守边，出于翻盘心切，耍了个花招，跑到渥洼池边捕到一匹野马就敢吹成神马，还真就“一马得道，鸡犬升天”。
　　几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献上乌孙国的良马，武帝一高兴，又把“太乙天马”扔到一边，改封乌孙马为“天马”。但张骞告诉他：乌孙西边有个大宛国，出产的马更神奇，汗流如血，传说是天马在凡间的后代。于是武帝把乌孙马改名“西极”，让它靠边凉快着，再遣使团，携带“数千巨万”的财物，前去求取大宛天马。
　　史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

发重了……

但据史料分析，武帝好马不假，求仙也求得嗨，同时又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雄主。中原限于环境，马种很难与域外马抗衡。在汉匈战场上，匈奴战马“上山下阪，出入涧溪，中国之马弗与也”，汉族人只有眼馋的份儿。匈奴骑士们“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而“中国之骑弗与也”。且汉地很难大规模养马，虽然在全国发起过轰轰烈烈的养马运动，但一场漠北之战打下来，便搞得“天下马少”。由于马源稀缺，马价涨起来比今天房价可快多了，闹到一匹普通马也得二十万钱的地步，比一个御史大夫的年俸还多。何况当时国家钱袋子紧，“县官钱少，买马难得”。
　　因此，改良马种，提升战马质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改良马种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谓远水不解近渴，何况大宛所在的中亚乌浒河一带，也都是优质马种的产区，像古希腊人提到过的米塞马，汉武帝却只盯着大宛一家求马。更奇怪的是，史书上明明记载武帝已多次获得大宛的天马，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继续向大宛征求呢？看来，求马的背后必隐藏着更深的玄机。

自己顶一下……

再来……

没人呀……

众所周知，汉通西域是为了联合月氏一起夹攻匈奴，这一目标落空了，月氏人对他们的新家园很满足，不愿再回去算旧帐。但武帝的战略却没有错，西域-----如果开发得好，将是反匈战争的第二战场。当然，如果开发得不好，将反而成为匈奴反汉的第二战场。而且，在这方面匈奴早就走先行一步：西域“故皆役属匈奴”。幸运的是，西域比起富庶文明的汉朝来，贫穷落后得多，这对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战争收益的匈奴人来说，提不起多大胃口，长年仅满足于收收保护费，把机会让给了汉人。的确，西域大多国力弱小，大国常仅两三万人口，小国只有一两千甚至三位数的人口，只从表面上看，西域不论倒向哪一方也不能为后者增加多大权重。所以，连汉朝士大夫们也觉得没有开拓的必要，所谓“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

农耕文明因其作战方式的特殊性，战争成本过于高昂，国家很容易被军费给压垮。而对手是落后的游牧民族，飘忽不定，就是逮住了也榨不出什么油。若能找到月氏一类游牧民族做帮手，一来可以压缩匈奴人的机动空间，二来事半功倍。
　　武帝如此热衷于西域事业，还与一个意外收获有关，那就是发现了乌孙。乌孙本与月氏同游牧于祁连山一带，因与月氏结仇而投奔了匈奴，后来力量强了，就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一带，从此“中立，不肯朝匈奴”。乌孙人也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周边都得让它三分。因此，武帝结交西域的重点，就是“欲与乌孙共击胡”。但乌孙与匈奴并无仇怨，怎会平白为遥远的汉朝去挑战强大的匈奴？但武帝的外交手腕却很老道，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经常派人出访乌孙，制造出汉与乌孙关系亲密的外交假象，挑动匈奴人对乌孙的怀疑。与其同时，汉朝也在争取乌孙周边的邻国，使乌孙在西域外交圈子中空前孤立，产生压力感。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在雨量的糖衣炮弹下，天平渐渐向汉朝倾斜。各国纷纷派代表慕名而来，不远万里来参观这个东方大邦。不仅安息、身毒等大国，像“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鰛、苏薤之属”，也“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局面打开了。

汉朝的使者则“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终于被触动，“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武帝抓住机会，从宗室中挑选了一位叫刘细君的公主远嫁乌孙。举办了一场气派的皇室婚礼，随嫁过去的各类人员就有数百人，并且“赠送甚盛”。然而，包括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乌孙老王的当，这个狐狸其实另有一副算盘：自己年事已高，说蹬腿就蹬腿，而几个儿子他都不满意，只满意自己的宠孙。因此，刘细君嫁过去没多久，老王就逼细君改嫁其孙为妻。这对汉朝皇室的尊严是一种严重侮辱------连汉公主下嫁匈奴都倍感耻辱，乌孙怎敢如此无礼？！出人意料的是，武帝却对乌孙一副极好的脾气，真的令刘细君“从其国俗”。细君含愤受辱，终于郁郁而死，武帝又立马找了楚王之女解忧公主顶班，远嫁乌孙。然而，乌孙在与汉朝关系前进了一步之后，反倒更加谨慎。毕竟，汉朝远在天边，仅凭联姻-----这种裤裆里的关系，还不足以让乌孙豁出身家性命和匈奴干仗的。所以乌孙这边以汉公主为右夫人，那边又立马娶了匈奴公主为左夫人，左拥右抱不亦乐乎，还坚持了等距外交。

今天先到这儿了……

对此，心气甚高的武帝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工作重点再次转向乌孙周边，先争取他们的臣服。而大宛，就成为攻略的重中之重。这，才是汉武帝没完没了的求取大宛天马的真正用意-------大宛不烦，武帝还不干呢！

二
　　大宛，地处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孙西南方，康居（哈萨克南部）的东南面，西通安息（伊朗）、条支（叙利亚），南通大夏（阿富汗）、印度。恰好处在中国通往西方的十字路口上，因而工商业繁荣，且境内气候宜人、河道纵横、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明国家。
　　汗血天马是大宛的国宝，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像征意义。将宛人的国宝纳入汉王朝指定专用品，等于形式上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地位，这对扩大汉朝在周边影响、争取乌孙非常有利。何况大宛是个“善贾市”的国家，对物质利益锱珠必较，又“贵汉财物”。只要不惜重金，大宛必甘心就范。
　　起初也确实如此，然而，随着汉人对天马无休止的索取，事态开始变化，渐渐发展到不管汉人出多高的价，宛人“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原本颇为热情的大宛人，逐渐对汉朝冷淡下来。让人不解的是，整个西域世界对汉的态度，也都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刁难、虐待汉使的事件开始层出不穷。尽管西域客人在汉朝备受优待，但汉使来到西域，却得不到做为客人应有的尊重与款待。衣食住行，样样都得自己掏腰包，日子久了，就不免闹出“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食无所得”的惨事。后来发展到汉人使团去西域一个来回，常要饿死一半的人，甚至遭到一些国家明火执仗的袭击。反倒是与西域原本“不相亲附”的匈奴人，他们的使者来访，只需“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招待得非常周道。
　　为什么中国净碰上这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事儿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用今天一句话形容，就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从地理方位上看，匈奴近，汉朝远。匈奴骑兵就像匈奴的拳头一样，强大、有力、迅速，且近在咫尺。汉朝的拳头也粗，却够不着他们。所以汉朝只能尽量向西域展示它的软实力，但西域国家却不怕汉朝。即便如此，在交往礼节上，汉朝却不肯放下它那天朝上国的架子。汉使一到，外国的国王、首领是被要求跪拜的，张骞在乌孙就是这么干的，两国初次交往，见面礼还没拿出来，就让人家的老王（即昆弥）拜在自己脚下。这就难免招人反感，大伙自动与汉疏远。
　　另一方面，汉朝雄厚的物质实力带给西域的好处有限。西域原本“贵汉财物”，但汉、西交往未久，就出现了各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的怪现像；大宛也因国内“饶汉物”，不稀罕汉朝的重金。这主要是西域各国尚未享受到丝路贸易的好处。毕竟，在中东与西亚还陷于混战状态，安息、罗马尚未形成统一疆域之时，欧亚也就形不成稳定的需求市场。没有贸易带来的物质流通，也就严重限制了西域各国的受益空间，无从消化汉朝的财物，因此才会出现人家嫌我们送钱送多了的怪事。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与安息有了稳定的势力范围之后，丝路才繁荣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况发生在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