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拇姬 （果壳网主编） 2014年10月17日 23:09
原文地址：http://weibo.com/p/1001603766799903643097
下午参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转基因领域许多中外大拿在场，我提了两个自己很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提给Marc Van Montagu的，这位根特大学发展中国家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所创始人是去年的世界粮食奖得主。我的问题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包括美国，转基因新品种的上市成本都在增加，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这样的情况导致技术逐渐向大公司集中，比如去年和您分享世界粮食奖的Fraley先生所在的公司。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对转基因这个领域来说是否是健康的，如果不健康，那我们是否有机会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提给在场的所有专家的：基于上一个问题的现象描述，上市成本在快速增加，总的来说，转基因技术面临的问题正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局。但我们知道，生物农业技术包括很多方面，转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其他的技术会不会出现转基因现在面临的困局？如果存在这样的风险，那该如何避免？
Marc Van Montagu是这样回答的：（据速记稿略修改）
我认为科学家有这样的信心（去改变这个状况）。刚才（其他人）提及的那些问题，使我们的管制更加严苛，变得极其昂贵，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的杂交。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困境，还有大家担心有些大公司会造成垄断。（如果没有高成本的限制）成百上千的植物品种本来可以成功，（其中的一些）有非常好的性状，利于小农户在小块田地上生产，但它们已经无法进行。这就是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
科学家并不知道如何进行社会活动，以改变这样的情况。但我们希望加大我们的声音，刚才谈到的丑闻，包括黄金大米的风波，实际上这些项目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科学界有好的工具，我们希望未来政府可以使用这些技术，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沟通，能够把这些信息传达给社会，真正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科学界的贡献。
2013年与Van Montagu、Chilton一同获世界粮食奖的Fraley供职于孟山都。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老师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已经由发达国家向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可以看到，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在转基因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所以，就技术本身来说，它的成本不是很高。在本世纪初，当争论转基因的安全性时，有个欧洲科学家曾经谈过，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的种业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而采取了反对转基因的态度，当时这个欧洲的科学家就说，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过分地使反对，然后增加安全检测的成本，最后使整个研发过程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跨国公司能越过这个栏杆，发展中国家反而越不过。
这个问题在我国愈演愈烈，转基因的环境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恶化的。这样的话，安全检测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民众以及媒体对转基因问题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检验的项目和检验的程序也将越来越多。西方一些科学家已经建议，如果要能够使转基因技术造福于全世界，尤其是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一方面技术转移的成本应该降低，另一个安全检测的成本也应该大幅度降低。目前可以举个例子，有些检测和有些管理可以说是过多地管理。现在科学界有很强烈的一种认识，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去监管化。
举个例子，现在控制害虫使用的是化学农药，多少具有一定的毒性，如果使用生物农药，相对地安全多了，生物农药是什么，就是BT，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它比化学农药更安全。但转基因就是把BT蛋白，而用生物农药是整个细菌，甚至有的情况下就是活细菌，哪个更安全？我想使用生物农药时，没有任何人要求进行食品检验，这样对转基因有些过分苛求了。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我希望媒体的朋友们，对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应该向民众做好解释工作，使转基因环境更好，能够很快地用转基因技术造福于中国广大群众。
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教授认为：
转基因技术40年前发展出来，科学家当时担心这些转基因技术会不会使科学家制定严格的规则。人们认为这些技术真的带来了问题，实际上这个理解需要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会浪费很多金钱。
关于大公司的问题，现在科学界有这样的趋势，通过与企业合作做更多的项目，采取合作的办法，我们可以更加专业，让转基因技术在未来作出很多工作。如果转基因技术只是在少数人手里，就会剥夺很多人的权利。
转基因技术本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刚刚也有人谈到它应用于奶酪、啤酒的生产，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有害的事件。我必须强调这一点，管制工具现在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复杂，这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们要说服人们，要让他们安心，这些技术（特别是和食品相关的技术）是安全的，而且这些技术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早期的讨论中也讲了，科学界有责任与义务找到办法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全世界有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致力于这样去做，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
另一方面，媒体也有责任去弄清别已被科学证明的事实，对一些人说的言论，我们要进行甄别，人有言论的自由，但有些并不是严谨和有效的，这不是同样一个科学论据基础上的讨论，作为媒体代表，我们要一起来甄别这样一些不同的观点，科学界也有这样的共识，以及很多国家科学院都达成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不会造成安全影响。因为应用之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我们要跨越刚刚提到的困境，应该甄别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些言论，因为他剥夺了中国人民以及全球很多人民本来应享有的进步和文明。我也请求媒体朋友们帮助我们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包括在中国，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能够使农业可持续和更高产的发展，这将有利于更多人。
————————全文完——————————
作者在发这篇文章的微博中提到
“发布会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出现在崔永元所制作的纪录片中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表示，纪录片的中文字幕错误地翻译了自己的话（看得出来她对那位翻译非常不满），而且自己的表述也“经过了编辑”。”
微博地址：http://weibo.com/1261141474/Bs1LMcl9U?type=comment
原文地址：http://weibo.com/p/1001603766799903643097
下午参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转基因领域许多中外大拿在场，我提了两个自己很关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提给Marc Van Montagu的，这位根特大学发展中国家植物生物技术研究所创始人是去年的世界粮食奖得主。我的问题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包括美国，转基因新品种的上市成本都在增加，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这样的情况导致技术逐渐向大公司集中，比如去年和您分享世界粮食奖的Fraley先生所在的公司。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对转基因这个领域来说是否是健康的，如果不健康，那我们是否有机会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提给在场的所有专家的：基于上一个问题的现象描述，上市成本在快速增加，总的来说，转基因技术面临的问题正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局。但我们知道，生物农业技术包括很多方面，转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其他的技术会不会出现转基因现在面临的困局？如果存在这样的风险，那该如何避免？
Marc Van Montagu是这样回答的：（据速记稿略修改）
我认为科学家有这样的信心（去改变这个状况）。刚才（其他人）提及的那些问题，使我们的管制更加严苛，变得极其昂贵，成本远远高于传统的杂交。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困境，还有大家担心有些大公司会造成垄断。（如果没有高成本的限制）成百上千的植物品种本来可以成功，（其中的一些）有非常好的性状，利于小农户在小块田地上生产，但它们已经无法进行。这就是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
科学家并不知道如何进行社会活动，以改变这样的情况。但我们希望加大我们的声音，刚才谈到的丑闻，包括黄金大米的风波，实际上这些项目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科学界有好的工具，我们希望未来政府可以使用这些技术，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沟通，能够把这些信息传达给社会，真正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科学界的贡献。
2013年与Van Montagu、Chilton一同获世界粮食奖的Fraley供职于孟山都。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老师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已经由发达国家向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可以看到，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在转基因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所以，就技术本身来说，它的成本不是很高。在本世纪初，当争论转基因的安全性时，有个欧洲科学家曾经谈过，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的种业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而采取了反对转基因的态度，当时这个欧洲的科学家就说，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过分地使反对，然后增加安全检测的成本，最后使整个研发过程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跨国公司能越过这个栏杆，发展中国家反而越不过。
这个问题在我国愈演愈烈，转基因的环境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恶化的。这样的话，安全检测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民众以及媒体对转基因问题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检验的项目和检验的程序也将越来越多。西方一些科学家已经建议，如果要能够使转基因技术造福于全世界，尤其是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一方面技术转移的成本应该降低，另一个安全检测的成本也应该大幅度降低。目前可以举个例子，有些检测和有些管理可以说是过多地管理。现在科学界有很强烈的一种认识，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去监管化。
举个例子，现在控制害虫使用的是化学农药，多少具有一定的毒性，如果使用生物农药，相对地安全多了，生物农药是什么，就是BT，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它比化学农药更安全。但转基因就是把BT蛋白，而用生物农药是整个细菌，甚至有的情况下就是活细菌，哪个更安全？我想使用生物农药时，没有任何人要求进行食品检验，这样对转基因有些过分苛求了。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我希望媒体的朋友们，对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应该向民众做好解释工作，使转基因环境更好，能够很快地用转基因技术造福于中国广大群众。
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Raven教授认为：
转基因技术40年前发展出来，科学家当时担心这些转基因技术会不会使科学家制定严格的规则。人们认为这些技术真的带来了问题，实际上这个理解需要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会浪费很多金钱。
关于大公司的问题，现在科学界有这样的趋势，通过与企业合作做更多的项目，采取合作的办法，我们可以更加专业，让转基因技术在未来作出很多工作。如果转基因技术只是在少数人手里，就会剥夺很多人的权利。
转基因技术本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刚刚也有人谈到它应用于奶酪、啤酒的生产，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有害的事件。我必须强调这一点，管制工具现在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复杂，这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们要说服人们，要让他们安心，这些技术（特别是和食品相关的技术）是安全的，而且这些技术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早期的讨论中也讲了，科学界有责任与义务找到办法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全世界有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致力于这样去做，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
另一方面，媒体也有责任去弄清别已被科学证明的事实，对一些人说的言论，我们要进行甄别，人有言论的自由，但有些并不是严谨和有效的，这不是同样一个科学论据基础上的讨论，作为媒体代表，我们要一起来甄别这样一些不同的观点，科学界也有这样的共识，以及很多国家科学院都达成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不会造成安全影响。因为应用之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我们要跨越刚刚提到的困境，应该甄别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些言论，因为他剥夺了中国人民以及全球很多人民本来应享有的进步和文明。我也请求媒体朋友们帮助我们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包括在中国，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能够使农业可持续和更高产的发展，这将有利于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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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发这篇文章的微博中提到
“发布会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出现在崔永元所制作的纪录片中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表示，纪录片的中文字幕错误地翻译了自己的话（看得出来她对那位翻译非常不满），而且自己的表述也“经过了编辑”。”
微博地址：http://weibo.com/1261141474/Bs1LMcl9U?type=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