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创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秦祚虽短，然秦制绵延悠长，中华帝国自秦至清延续了两千余年，朝代虽屡变，而政体少异，虽时而分裂，终归于一统。事实上，中华专制政体愈演愈烈，至明、清两代而极盛。清朝为中华帝国史上不可分割的朝代，何从质疑！然而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的所谓“新清史”，否认大清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而最颠倒之论，莫过于指责清朝为中国朝代之说，乃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产物。就此而论，将汉化与现代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岂不就是新清史的武断建构？难道魏文帝汉化的事实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若此说能够成立，不啻是对中国历史的大翻案。翻案或有助于历史真相之发掘，然能否成立主要有赖于新史料的出土，或新理论的出台。新清史虽强调新史料，然无非是满文旧档；满档既非新出，也不足以支撑翻案。至于理论，无论“欧亚大陆相似论”或“阿尔泰学派”之说，皆属一偏之见，也难以支撑翻案。历史学者如果不愿意盲从新说，则必须有所回应，表达不同的意见。
台湾的“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于2012年之秋，约集了两岸清史学者十余人，就清帝国性质议题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表专题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清帝国的性质，都曾在研讨会上提出讨论，经会后修订而编成《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2014年8月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提出《新清史与南北文化观》一文，从地理文化观点来评论新清史“以满洲为中心再度定义中国”的史观。新清史此一论述基本上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以挑战从江南到北方为基线的、以儒家思想为皇朝统治核心的论述。以东北到内亚为主轴之说，强调大清国土的扩张来自长城以外，统一中国则由于“满蒙同盟”起了关键作用。杨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混淆领土拓展与政治治理之间的区别”。换言之，领土的拓展若无统治能力，仍然无济于事，清帝国延续近三百年的统治如果没有“南北主轴”的支撑，岂可想象？更何况按照何炳棣教授所说，大清能够向西拓展实也有赖于中原的实力。杨教授指出，“满蒙同盟”只能说是关键之一，当然不能视为“清朝统治的唯一基础”。众所周知，汉人降将如吴三桂、洪承畴等对清朝统一中国，难道不够关键吗？晚清曾、左、李平定太平天国，难道不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吗？
新清史的论述刻意要贬低儒家礼仪作为清帝统治最重要的手段，但杨教授指出：与儒家礼仪相比，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所能起的作用，完全无法发挥与儒教同样的功能，甚且萨满教礼仪不断在衰落与消失之中。相反的，清帝采用汉家祭典仪式却愈来愈频繁。杨教授希望能够结合“东北-内亚”与“南-北”双重历史视野，以达到“合璧的解释效果”。
杨教授也不能苟同“汉化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清朝固然不是近代民族国家，但“汉化论”却不是后起的。杨教授也指出，满人特性在近代以来的快速消失，正好反证了“汉化并非完全是一种话语建构”。新清史把清朝从中国历代王朝中区分出来，说是满清帝国不能等同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杨教授认为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说法，不免又以“东北-内亚”史观来否定“南-北”史观。同一史观又挑战将西北边疆视为中原与江南边缘地带的论述，认为清朝的统治根基实以控制西北为主轴,以蒙古、西藏、东北、新疆为核心，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杨教授认为这种史观不仅忽视了清朝无论在价值观上或正统构建上与前朝的承续关系，而且也无视以中原 / 江南为中心的统治策略，“颇有悖于历史解释的完整性”。从乾隆明示清朝应延续宋、元、明正统，而不是与辽、金衔接，更可以为证 。
杨教授认为“东北 / 内亚”文化观崇尚大一统，与强调正统的“中原 /江南”文化观，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事实上，正统观若能破除夷夏之分，反而有助于大一统之治，雍正、乾隆两帝崇尚儒家正统，亟言无分满汉，即此用意。诚如杨教授所言，直到清末，革命党为了推翻满清，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不惜针对满族发动“种族革命”，无意中自限于“中原 / 江南”的建国模式。但是当尘埃落定，革命党人还是主张五族共和，并不愿意放弃东北 /内亚的疆域。杨教授提到，有学者发现经过清帝逊位的仪式和逊位诏书的颁布，才使民国正式继承了清朝的大统与疆域。此一发现，很有意思，至少民国继承清朝在法理上有所依据；不过，历史经验显示，能否有效继承还得依靠国力。

执教于台湾嘉义中正大学的甘德星教授是满文与清史专家，他提出《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以康熙皇帝为例，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所用四份康熙遗诏，有汉文本，也有满文本，先鉴定版本，然后指出遗诏的重要性，可说是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遗诏先写汉文，后写满文；但宣读遗诏时，则先宣满文，后宣汉文，显示满汉一体意识。从遗诏内容可知，康熙自称是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亦不作“汗”（xan），而作“皇帝”（xwangdi），他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指出遗诏正本没有蒙文本，使我们更能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甘教授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
甘教授进一步引用《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与《尼布楚条约》满文本，来印证康熙遗诏所呈现的中国观，不仅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俄国人也视大清为中国。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提醒我们，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而没有引用辽金元史实，认为康熙“欲摆脱内陆欧亚之纠缠，至为明显”。同时可以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这句话足证，在康熙大帝的心目中，中国此一概念一点也不含糊。甘教授的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

徐泓教授现任教于台北东吴大学，他的文章《论何炳棣撰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为何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而作。何教授在那篇旧文里，给予清朝极为正面而均衡的评价，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方面的重要性，诸如领土的开拓，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人口的激增，汉化的成功，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臻于成熟与高度整合，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等。何先生也指出清朝衰亡的内外因素，导致传统政体的崩解。徐教授指出，何先生文章公正而有据的论说，纠正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的负面印象。然而新清史要角罗友枝教授挑战何先生对清史的认知，但她仅着眼于批判汉化一个议题，并未重新观察整个清史及其重要性。刻意否定汉化或贬低汉化的意义遂成为新清史论者的标竿论述。徐教授认为，新清史论者以为汉化论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具有忧虑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崛起的用心在，再证诸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激烈攻击，专攻何先生的汉化论，就不很“意外”了。
徐教授提到已经闻名一时的何氏对新清史的“强烈反击”，并为我们以最精简的文字介绍了何先生的反驳。何先生除了抗议罗友枝教授模糊或曲解其原文的意思之外，用最宏观的视野维护了汉化论。总而言之，诚如徐教授所说，“抛弃汉化因素，是无法理解清帝国统治成功的原因。”何炳棣有力的驳文，却得不到罗友枝的回应，这并不表示新清史论者知难而退，他们避开何氏锋芒，仍然坚持他们一家之说，但我们没有理由要被他家牵着鼻子走，应该有理必争。何先生的论文与驳文用西方文字响应西方“霸权语言”的挑战，自有其重大意义。徐教授重提何先生旧文，因如他所说，这篇文章的论点，整体而言是“屹立不摇的”，也可为本书作一小结。（完）

链接：http://view.news.qq.com/a/20140730/013637.htm
@不良中年@东北1931918

大清万岁

上海书评那篇～～前段时间有看过来着～～然后就一直在找他里面提的那本书《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结果哪都找不到～先找实体书各网店都没得卖，然后pdf各网站都没有。。书店就更不用说。。找死没找到。。。

新清史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认识角度，而作者一味强调汉化则有失偏颇。

给汪教授顶个赞，国外流入的清史学说能尽信么，他们见不得国内好

我只强调三点，一是美国的学术环境不同于中国，离中国的现实政治也更有距离感，人家犯不着为中国现实政治做考虑。也正因如此，人家才能想到中国学者所不能想，人家的理论才能有其与众不同的价值。若强求这帮美国学者要为中国之现实政治做考量，甚至因此玩低级黑说人家在搞一种政治阴谋，那就太naive了。
二是新清史虽然强调清朝的不同，但并不否认清代为现在中国所留下的重要遗产，并不否认清帝国与现在中国之血肉联系。

三是新清史派不是中国蝗虫，人家属于“保大清不保中国”，比如新清史认为清代在处理周边关系上虽与中国传统朝代不同，但反而认为这是因为清代手段更多样化，是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这反倒说明了清朝的先进性，毫不落后的竞争嘛！

我这不是要求你全盘接受新清史，只是让你明白，不要把新清史想的跟蝗虫一样、去简单的加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