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在一天之内便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这片“孤岛”就此沦陷。

　　从１９４３年开始，日本人把英美等国在沪的外国人关进了他们设立的集中营。那一年，白丽诗１０岁，她在日军集中营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８００多天。

　　对上海的外国人来讲，上海经历了两场战争的开始，一场始于１９３７年，另一场始于１９４１年。由于中日开战后，日本并没有向欧美开战，因而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在日军的掌控之外，也成为了中国平民、文化、科技、经济等各界人士的避难所。

　　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命运，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白丽诗的父母均在上海任教。父亲约翰·巴尔（Ｊｏｈｎ　Ｂａｒｒ），英国苏格兰人，１９２４年由英国教会派往中国，就教于麦伦中学，直至１９５２年。母亲露丝·希尔（Ｒｕｔｈ　Ｈｉｌｌ），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硕士，１９３０年来到中国，就教于沪江大学。

　　谈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这一天，白丽诗的印象很深。由于街道封锁，晚上父亲能回家。一个德国邻居拿来了收音机，还有俄文报纸，一句句翻译给白丽诗一家听，对未来，大家满怀恐惧，不敢多想。

　　根据当时日军的规定，敌国侨民凡满１３岁者均须佩带红色臂章，美国人为Ａ，英国人、比利时等为Ｂ，荷兰人为Ｎ。同时规定，凡佩带这种红色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０日，正好是白丽诗１０岁生日刚过两天，父母忙碌地收拾东西，一旁的她不知道金色童年从此将结束。

　　按照日军的要求，白丽诗一家必须立刻搬入龙华集中营（今上海中学）。早上７点半，三两三轮车载走了白丽诗一家的全部可带走的家当。到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今中山公园附近）后，换乘大巴向南前往集中营。

　　“在一片荒芜中，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龙华集中营。”看着周围的铁丝网和哨兵，所有人心都凉了。

　　白丽诗一家四口被安排在Ｇ号楼，一间１２ⅹ１４英尺的朝北小屋，比白丽诗在愚园路自己的卧室还小。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庆幸，毕竟一家人还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至于那些单身的难友，像沙丁鱼一样５０多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一千余名难友，８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开始了。

　　在集中营，缺衣、少食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初期食物还比较充裕的时候，早餐通常有一碗粥、半只硬面包，午餐和晚餐有米饭和麦糊。此后，食物越来越少。到１９４５年春，据白丽诗母亲日记的记载，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麦糊；午餐是卷心菜汤和一个土豆；晚餐根本就没有。

　　除了食物，水是集中营最宝贵的资源。洗澡时大家分成１０组，大家就位后，负责人会叫道：“准备，开水！”一分钟后，叫声又起：“关水！擦肥皂。”半分钟后：“水来！”不过，就是这样的洗澡，也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不久就被取消。

　　所有人都要做工，虽然很多人曾经是老板、经理、教授、作家、神父……有的人要在寒冬腊月在彻骨的水里，不停地洗切厨房的碗菜，虽然有人要做烧砖的苦役，连上海天主教大主教也做着下水道清洁工作，但每个人都坚持着，期盼着。

　　没有药品，疾病蔓延，甚至连蚊帐也是重病号才享有的专利。在白丽诗母亲的日记里，清楚地记载着一个个死去邻居的名字。疟疾肆虐。白丽诗的哥哥迪克（Ｄｉｃｋ）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一次一位难友送了半碗牛奶给迪克，白丽诗在送去的路上忍不住啜了一小口这久违的美味，为此好长时间她对哥哥都有负罪感。

　　但集中营里的生活也绝不至于缺衣少食这么简单，虽然有父母的庇护，虽然孩子的天真往往能在苦中觅得快乐，但恐惧感从来没有远离。

　　让白丽诗最为害怕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房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缺了谁，同楼的难友就会受到株连。有时查房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