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王国之后 ( 1609), 琉球成为中日两国贸易文化往来的最佳媒介。长崎固然是两国贸易往来的港口, 但由于中日两国并未建立正式往来的管道, 无法进行更高层次的官方交流,双方相互理解认识的管道以商人的相互往来为主, 对于统治高层的认识有限。清代道光年间, 琉球御医吕凤仪就个人行医经验所遇之疑难杂症向当时吴门医派大家曹存心 ( 1767-1834) 问诊求方, 留下《琉球百问》、《 琉球问答奇病论》 等文字记录, 成为观察清代中叶左右琉球疾病医疗史的珍贵资料。此书虽然主要是就琉球常见的疾病与方剂加以问答, 但同时也是一部趣味十足的疾病史, 与使琉球录中关于医病的说法亦可以相互对照, 凝聚了当时中琉医家相互观看的视点, 对于重新认识当时琉球社会的疾病与生活方式深具启发。
对明清两朝的琉球册封使而言, 琉球人的体能与疾病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嘉庆五年( 1800)的琉球册封副使李鼎元 ( 1750-1805) 初抵琉球, 对琉球方面负责接待工作的梁邦弼须发尽白的早衰容貌大吃一惊。其曰:
六月二十五日 (丙子 ), (中略 )有梁长史邦弼馈糯饭来——须发尽白。问其年, 方五十。诘其故,自称“小底”, 因云“ 国人固多不寿, 小底尤早衰”。而胡靖《录》云：“人无劳心, 多致天年”语, 不实。
李鼎元引用的是晚明册封使杜三策从客胡靖 (生卒年不详, 1633年前后在世 )的《琉球记》 , 其曰:
盖此国无名利萦心之累, 官人以世家计口而给俸。民则为王助耕, 计夫而授口粮。不设科, 以世家子弟俊秀者, 选其人而上之朝、入国学。民间无市利之所, 无有余不足之忧, 人无所事事, 亦不群然嬉聚, 或一二静对, 自朝至夕, 惟清言茹烟而已。或弹棋则有极尽棋巧, 是以人无劳心, 多致天年。
在胡靖来看, 琉球长寿健康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制度的卓越。其卓越的根源来自安定的社会身份结构。不设科举, 以世家子弟掌管国政, 可谓托古改制的幻想。更重要的是, 胡靖的说法, 显然将大洋彼端的琉球国描写成一个无忧无虑的桃花源。贤明的统治阶层, 饱足安乐的经济收入, 恬淡自适的生活方式, 还有健康无虞的强健体魄, 相对于晚明中国的经济失衡、社会动荡以及肆虐疾病, 琉球诚可谓海角一乐园。明人常将自我理想的国家形象投射于使琉书写的策略当中, 琉球人民健康的体魄来自于健全的生活, 匪独胡靖而已。例如现存最早使琉球录的作者陈侃 ( 1489-1538) 曾观察琉球居民的体格如是说道:
盖 (琉球人 )生有膂力, 耐饥渴劳苦; 热壁挽舟之时, 虽终日不食、终夜不寝, 而亦未尝告病, 匪直贱者若是, 虽酋长之贵亦惯勤动; 大风暴雨, 虽夜必兴, 相与徒行露立于港边以防舟之漂荡焉, 而寒湿不能使之疾也。国无医药, 民亦不夭札, 或壮、或老始生痘疹。地虽卑湿, 而不见其疲癃残疾之人: 是岂尽出于禀赋哉! 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欲, 元气固而腠理密也。
以今视昔, 琉球果真无“疲癃残疾之人”? 这种说法恐不无过分夸大美化之嫌。痘疹, 即天花, 可谓明清之际小儿医最关注的焦点疾病。陈侃何由得知琉球人“或壮或老始生痘疹”, 不免启人疑窦,但此处指出琉人体魄的强健在于 “勤动”, 琉球官宪之所以风雨无阻戮力从公, 因其身体强健之故, 其根由就在于 “薄滋味、寡嗜欲, 元气固而腠理密 ”，也就是节度饮食男女的本能欲望, 这固然是陈侃在琉球的见闻心得, 恐怕亦多少含有对明代皇帝 (嘉靖 )纵欲无节的生活形态微存讽谏之意。陈侃的说法将琉球医药的阙如系于琉球当地人民绝佳的健康状态。不难看出: 胡靖的讲法侧重在“人无劳心 ”安适无忧的心理状态, 而陈侃的重点则在 “ 勤动”， “寡嗜欲” 不外乎节制欲望、适时运动等等。陈侃、胡靖二者观察的重点虽然不同, 但同样都是朝向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且其视琉球国民为理想范行则为一也。不过嘉庆五年册封副使李鼎元接触到年尚强健而容色衰朽的琉球人梁邦弼之后, 显然对陈侃、胡靖的说法不得不有所保留。
基本的问题是: 琉球居民是否恒常康健? 是否果真完全不需医药? 事实上, 在李鼎元出发以前,其所备货色当中, 药品即为大宗。其曰:”(四月 )二十八日 ( 庚辰 ) ( 中略 )船户以所带货单进视, 其单内如肉桂、黄连、麝香等药皆贵, 尽裁去; 东海所需药材为最, 而尤以大黄、大枫子、茶叶、儿茶为要药, 补品不甚需。“药材素为中日交流贸易之大宗, 清代之后, 更是中琉贸易的重要商品, 从李鼎元的记录看来, 清代中叶之琉球所需药材之数量与种类恐亦不少。时至今日, 冲绳县民的长寿固为举世所艳称, 但即使如此, 琉球仍有属于自己的疾病与医学。吕凤仪留下的《琉球百问》《琉球问答奇病论》 。关于《琉球百问》的作者、文献与成书经过, 高津孝与萧婷 ( A ngela Scho ttenhamm er) 教授已经有过详细的考证。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以《琉球百问》为中心, 透过观察琉球当时的疾病与社会生活之关系, 重新省思陈侃“国无医药, 民亦不夭札, 或壮、或老始生痘疹”此一说法的真实性。

在现代抗生素发现以前, 水银疗法是常见的治疗法, 然而水银毒性甚强, 往往有严重的后遗症。梅毒快速而广阔的传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球化现象, 相关的研究颇众。轻粉, 即水银也。在中国,梅毒亦称为广疮 (广东疮 ), 以为此症来自当时对西洋的门户广东者也。关于梅毒在中国的起源, 俞弁曾曰: “弘治末年, 民间患恶疮, 自广东人始, 吴人不识, 呼为广疮, 又以其形似, 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 服轻粉重剂, 致生结毒, 鼻烂足穿, 遂成痼疾。”李时珍也说: “近时弘治、正德间, 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 ”谓明清士人染之者亦为数不少, 例如屠隆、王百谷、汤显祖等人皆在其列, 轻粉 (水银 )成为最普遍的治疗法。曹存心谓杨梅疮 “乃时疮也”， 足见曹存心所历杨梅疮患者亦不在少数。梅毒在日本也称为琉球疮, 同样强调此病症起因在外, 对日本江户时代的医家而言, 是个难缠的对手。从《琉球百问》来看, 梅毒在近代以前的琉球也曾留下肆虐的痕迹。同时, 在此病历当中,轻粉之外, 猪肉显然也是药物之一。以兽肉直接作为药物, 江户时代的日本此风颇盛, 琉球亦不例外, 《琉球百问》 当中, 海蛇、蕲蛇、羊肉汤、鲤鱼汤、未过二十日之小狗、乌鸡莫不入药。但在吕凤仪观察到琉球人在猪的饲养过程中, 并未注意卫生问题, 因此对琉球猪肉的安全性极度担忧, 以为猪肉既是药, 也是毒, 甚且为病源之所在。其曰:
敝国土人, 或患中风、或生恶疮、或染杂病, 纷纭不一, 因恐食品一切日食, 多是以肉配食。因查豚性能生湿疮, 风热, 且敝国土俗, 围栏畜豚于其中, 大半食粪。若夫病者, 及生恶疮者之粪, 亦一并食之, 故人食其肉, 必中其毒, 而有中锋、恶疮、杂病等患乎? 又有 《十传》云: 岭外多毒草, 彘食之, 人食其肉, 则中其毒, 所以北人度岭者, 多戒食彘。而《 本草》亦云: 凡禽兽有好食毒物者, 人亦食之。则有毒害。夫敝国畜豚之俗如此, 而食豚之害如彼, 不可无预防之法。其法非先生不可。
吕凤仪将琉球主要的病情分为中风、恶疮、杂病三类。尽管曹存心也认为吕凤仪描述的养猪法太不卫生, 但对于吕凤仪将一切中风、恶疮、杂病统归咎于猪肉, 亦不以为然。认为琉球方面的疾病乃因为“地处东方, 海滨傍水, 病多疮疡, 治宜砭石。至于用药, 当宗湿热者疮, ‘汗之则疮已 ’ 之训, 可当当归拈痛汤治之。若论中风不少, 东方生风, 风生木, 木生酸, 酸生肝, 肝风易动, 本盛于东。或湿热内胜, 更易生风, 养肝息风, 兼驱湿热,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不可印定眼目“——曹存心的说法一方面反映明清的医学风土论， 另一方面, 更不认为猪应该为所有琉球人的健康问题负责。真正问题的症结, 简单说, 就是"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全在节欲。生死关头, 盖可忽乎哉"——问题的根源是人, 不是猪。特别是人面对欲望的态度与行动, 也必须承担一切选择的后果。
以今视昔, 吕凤仪的想法其实亦未可遽然非之, 不难看出: 其想法类似于今日所言之公共卫生, 只是将病媒集中于猪只一事, 未免过于单纯。曹存心的说法则是强调个人健全的生活习惯, 两者其实缺一不可。
《琉球百问》 一书也收录众多痘疹( 天花 ) 的病例，完全粉碎明代琉球册封使陈侃 “国无医药, 民亦不夭札, 或壮、或老始生痘疹 ”的神话。同时, 综上所述, 琉球居民也有属于自己的医学与疾病问题。既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 (例如天花、梅毒 ), 也有某些程度的地域性 (例如铁树根毒 )。李鼎元因与容颜早衰的琉球通事相接, 乃至于对于琉球人民的健康状态有所质疑。琉球国对医药的需求也与他处并无大异。 “少饮以绝病根, 寡欲以除烦恼”则是健康的不二法门, 放诸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 《 琉球百问 》当中的疾病也反映了当时琉球人的某些生活方式与社会情境, 成为中国历来使琉书写的某些观察角度与思维盲点的绝佳对照。

@浦原嘻非 这篇文章里有
http://www.miguchi.net/archives/2249
这个网页上梅毒词条里也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