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做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一般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和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在第二年迅速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此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家喻户晓。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汉学家、瑞典王家科学院院士高本汉曾用一句“唐诗”“何可一日无此君”有点不伦不类地表示了这种敬仰之情（“何可一日无此君”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是王徽之评竹子的话）。
物理学界更推崇杨振宁早在1954年与美国研究生米尔斯（已故）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
这个理论起初不受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粒子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和方程，被誉为可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的伟大发现（1995年首届美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为什么杨振宁没有因此再得诺贝尔奖，据说是物理学界的一件公案（一种说法是同一领域的诺贝尔奖一般不两次授予同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米尔斯被认为不配得诺贝尔奖，但又不能只奖杨振宁一人）。此外，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被认为是对物理和数学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成果，这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

因此杨振宁被一些物理学家评为历来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都带着运气的成分。不过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大影响罕有其匹，虽然这种影响是圈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但是杨振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今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多方面的演讲，参与签署《甲申文化宣言》，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订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2004年没有另一位科技人物如此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杨振宁年”。
“苍苍白发对红妆”的佳话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做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
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
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
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
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
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
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德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
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
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
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
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这甚至可以从国学家们对杨振宁所做的胡搅蛮缠的反驳中体现出来。
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
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
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众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李氏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氏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于是，两位哲学家便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毛氏希望说服这位老朋友，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发明创造的例子，说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但李氏不相信主观能动性有那样大，他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
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他继续问毛氏：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氏也不再绕弯子了，直截回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如何解释推背图？

为什么要在这一会上，向大家介绍，《镜花缘》里多九公和紫衣女卢紫萱，红衣女黎红薇间的一场争论？一是《易经》的思维模式在几千年内影响了中华文明，在传统文化里，的确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直到现在在某些领域内也仍然保持它的影响力，(如在中医理论，甚而在中医的治疗中，都有相当的影响)。
《易经》思维模式，不仅是《易经》本身，还要看到在《易经》的影响下，有一大批注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直到现在，国内外都保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包括不少自然辩证法研究者，都对《易经》保持着持续不衰的兴趣，也许可以称之为“《易经》文化”，或又称为“《易经》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易经》研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把《易经》作为“先进”文化来加以颂扬，还是将《易经》作为一种过时了的，落在时代后面的一种文化来加以剖析，在剖析中也许可以从中找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的有用的元素。
请恕我直言，我以为这是当前《易经》研究中具有原则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曾向一位易学研究的热心者丘亮辉同志，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当前条件下，《易经》究竟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
丘亮辉同志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易经》中的辩证法，要比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丰富得多！”这是一个似很有理的回答，我立刻加以承认，“有理、有理！”
但仔细想一下，辩证法有两种，一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是唯心辩证法。
如果是唯物辩证法，那么这种思维模式，无疑将在当代中国起着进步作用，如果是唯心辩证法，那么就往往起着促退作用。

凳子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演讲中鲜明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易学》研究者，纷纷指责杨教授的“失言”。
如果问我的意见，我以为杨振宁先生对《易经》批评，恰好打中了某些“易学”研究者的要害！
一个重要理由是：“《易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传承并弘扬了几千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超过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

当然，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先进生产力受压制的局面，社会生活没有出现强烈的发展科学的要求；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说，就不能不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里，是不是有重大缺陷？！

《易经》的思维模式有两大明显的缺陷。
一是宣扬神秘主义，二是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
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辩证”地综合。
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等“玄而又玄”的说法，而且还要认为深得《易经》思维之妙！
为什么从总体来说，中医的医疗效果不如西医？
为什么中医理论多年来没有什么进步？
为什么一些中医理论研究者，其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黄帝内经》的正确？
如果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穷尽了医学的一切，那么还有什么当代医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