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东征西战，曾经令罗马人心颤、日耳曼人胆寒；他，成就了匈奴帝国的强盛崛起，其暴亡也使匈奴史在高潮中戛然收尾。他就是在欧洲史中人称“上帝之鞭”的匈奴王阿提拉，是西进欧洲的匈奴族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从阿提拉时代的终结开始，震荡欧洲大陆的西迁匈奴人逐渐归于沉寂，直至在民族融合中淡出历史、人间蒸发。关于匈奴的起源和其在历史上的神秘消失，以及匈奴人与蒙古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8月8日，在包头市举行的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马利清副教授通过对人种学鉴定和地域、文化、精神因素等方面的考证，提出了“匈奴人是蒙古人种”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轰动。 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承认蒙古人属于东胡族系。东胡是后来退居辽西的乌桓人和东汉以后崛起的鲜卑人的祖先，蒙古人的远祖。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胡，根据历史记载，东胡的称呼反映出蒙古人和匈奴人一样是胡，因为其分布在匈奴东部而曰东胡。 马利清副教授认为，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蒙古中部、东部的石板墓文化的使用者可能是匈奴和东胡的共同祖先，匈奴和东胡在种族上都属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他们在种系上是同源的，地域范围上是接近的，文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由此推及：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当然，并不能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在时间上已经相距非常遥远。 匈奴主体民族起源于蒙古中部地区 关于匈奴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最集中的、与匈奴文化特征最接近的遗存是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文化。马利清告诉记者，匈奴的主要分布区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这一区域成为匈奴的活动中心，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建立在蒙古国中部偏北地区，匈奴墓在墓葬石结构这一点上确实是继承了石板墓的特点，并且在葬俗、物质文化特征上较多地继承了石板墓的一些传统。 据资料记载，石板墓葬平面近似长方形，个别也有正方形、梯形或者平行四边形，均以石板为葬具，石板的上端高出地表。这些墓内遗物很少，有的是空墓，只发现一些陶器残片、珠饰、蚌刀、石镞、石叶、石锛、玉璧及零散的人骨。墓群地表直立一块长方形石标，无刻字和图形。 匈奴墓葬地表多树立石头标志或者土石封丘，墓穴四壁贴以竖立的石板或者大石块，随葬青铜装饰品、马具以及金银器、玉石串珠、贝、骨器、陶器，普遍殉牲。石板墓的一些特征后来成为匈奴文化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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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点仍然很多 尽管大量资料总结出来的结论可以说明匈奴人就是原始蒙古人，但是与此同时，仍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蒙古中部石板墓与匈奴文化更为接近，然而东部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在血统上和面部特征上存在着差异。前苏联专家鲁金科的研究结论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中的头骨在面部比例上与匈奴人头骨有较大差别。他指出，匈奴文化与前期的石板墓文化有本质的区别，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的体质构成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遗传学上没有任何联系。 看来，来自不同地区的石板墓人类学标本对于研究其与匈奴文化的关系的影响颇为不同，石板墓文化的分区、分期研究还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 马利清副教授告诉记者，事实上，石板墓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石板墓时代和分布范围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在葬俗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目前，对石板墓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笼统地说匈奴文化起源于石板墓的结论显然不够严谨。 总而言之，似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匈奴人与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更多的联系，匈奴人与蒙古东部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差别较大，这或许就是匈奴和东胡两个不同政权建立的基础。 另外，马利清副教授向记者强调，国内外考古出土资料和人类学头骨鉴定结果已经证实，匈奴人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蒙古人很接近，都属于蒙古人种当中的北亚类型。但是，人种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蒙古人种和蒙古民族不是一回事。识别民族的主要依据是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侧重于对人群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考察；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性状，一般以肤色、眼睛的色素和形态结构、发色，以及颅形、面形、鼻形、唇和血型及其他遗传学特征为依据，着重对其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相同人种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对于特定的人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在人种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人种的地理分布相对固定，然而民族的形成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并不是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语言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的比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