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灵魂的表姐妹
　　在写下这个近乎肉麻、平庸和异样的题目后，我犹疑了两分钟，最终确定没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对西尔维娅·普拉斯看法时，我决定不再修改。
　　实话说，三十岁以前，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普拉斯。我不喜欢，我带着几乎算得上是轻度厌恶的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谈论这位享誉世界的女诗人。
　　最早买到《美国自白派诗选》时，我还在大学读书，这本诗集里收入了到今天为止汉语出版物对普拉斯翻译最多的28首诗。那个时候，我的练习册上写满了阳光和田野的诗行，我的笔像最辛勤的农妇在想象力和词语的田垄上耕作，自然是一片和谐的音乐在时光的金色麦地里回响。当我翻阅普拉斯的诗，那些充斥着死亡、高烧、自杀、呓语和梦魇的字眼儿，令我心烦意乱。偶尔，赵琼和岛子翻译的几个句子会吸引住我，但很快，出于对否定生命的话语本能的抗拒，我扔下这本诗集，转而捧起西门内斯、雅姆——在他们的诗句里，有辽阔而深沉的对生命和爱的祝福和安慰，即便他们在写痛苦和孤独时也依然如此，而这正是我喜欢和需要的。
　　那几年，国内一些女诗人的创作被批评家们戴上了“深受美国自白派诗风和普拉斯影响”的帽子，对此，我有些将信将疑。我读她们的诗，和普拉斯作比较，我弄不清楚到底是每个女诗人受自身经验的影响更大，还是受普拉斯“黑暗意识”的影响更大。那时我刚二十岁出头，远远不具备阅读的判断力。对于“流行”的警惕，也使我自觉地避开普拉斯——诚实地说，在我自己长达近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这位惊世骇俗的女诗人的影响。
　　二十四岁那年，我看到了国内最早出版的普拉斯的长篇小说《钟形罩》——这个版本现在市面几乎绝迹。光看封面，它更像是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说，而不是一本诗人的作品。由于以前阅读普拉斯诗歌留下的印象，这部近乎是她自传的小说我大约只读了三分之一就放弃了。它延续并增强了我对普拉斯的看法：不幸的命运，被噩梦牢牢控制的大脑，分裂的内心，对死亡的迷恋。还有一个使我放弃继续阅读这部小说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普拉斯的诗歌成就远远超出了她的小说。或许，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其他的女诗人，诸如索德格朗、狄金森、米斯特拉尔等等。此后的十几年里，每当别人谈论普拉斯的时候，我基本上保持沉默，一直到我看见一份1966年BBC在录制普拉斯最新作品后进行的访谈，才重新唤起我对她的注意。在那份访谈中，提问者彼特·沃尔问她早年刚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都写了些什么时，普拉斯回答说：“我想是大自然吧：鸟啦、蜜蜂啦、春去秋来等等，一个没有任何内在经历可写的人所具有的天赋主题。我想，春天的来临、头顶的星星、初雪飘落等等是儿童、年轻诗人的天赋题材吧。”
　　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对诸如此类问题几乎完全一样的回答。这个发现令我大感迷惑和震惊。
　　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对大自然和生命拥有如此敏感、抱有如此热爱的人，最后怎么会一次次自杀。我无法理解和我同样从“热爱”这个词出发的普拉斯，如何狠得下心来抛弃年幼的孩子，决然走上不归路。
　　进入21世纪后，在某次诗会上，著名诗人多多说到普拉斯，他用一种谈论女神缪斯的口吻说道：“普拉斯，那种爆发力，那种绝对的力量——‘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我非常感谢岛子（译者），我们在一起时曾彻夜谈论普拉斯。”
　　我吃惊地盯着多多，似乎被他的话吓着了。

　　在某些读者眼里，埃斯特或者普拉斯是典型的对接受“社会化过程”持反抗和怀疑态度的人。她们一般被视作不成熟、乖戾、甚至情智昏乱的人，而那些“识时务”、“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人们，则意味着成功和受人欢迎的道德榜样。但这些世俗的标准怎能让普拉斯这样一个内心骄傲、“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写出伟大作品”的诗人弯腰屈膝呢？她绝对不会为此降低自己的尊贵。一点也不。
　　对于《钟形罩》这部小说，普拉斯自己说：“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而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她的小说还是诗歌，都在为我内心的某种信念增添力量，当出现诸如人们对你要求“来，给我们笑一个”的时候，它便会使我平静地微笑回答：“不。”
　　不。不。不。——即便面对死亡。
　　亲爱的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
蓝　蓝

我有一本《钟罩》。普拉斯还有一本诗歌集《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没买，因为对于诗歌确实没多大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