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迅速启用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袁世凯后来确实不负众望，促使南北和谈。只是由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已成为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即将成为过去。重出江湖的袁世凯顺势发力，结束战争，促成共和，使一触即发的全面暴力冲突演变成和平谈判。对这一结果，过去的研究者由于不明白袁世凯三年前罢官归隐的真相，总从道义上指责袁世凯在辛亥年公报私仇。本文根据新旧史料爬梳袁世凯罢官归隐的蛛丝马迹，试图解开袁世凯辛亥年政治举动的历史背景和真实心迹。
关键词：袁世凯，摄政王，康有为，罢官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一、免职的经过
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李鸿章之后最为信赖的汉族大臣，在慈禧太后统治的最后几年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也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也得罪过不少人，多年来弹劾他的奏章几乎一直不断。这种弹劾在专制政体下当然是一种政治威胁，然而被弹劾者如果真能经得起调查，那么这些弹劾不但不会减分，反而往往在很多时候加分，成为被弹劾者升迁被重用的机会。

随着预备立宪在全国的推行，袁世凯于1907年奉命离开经营多年的直隶，调往中央参与军国要政，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从湖广总督任上调来担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张之洞一起，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汉族大臣。

正当此时，光绪帝自1907年秋天开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3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令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天（14日）谕：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着在诸王前。同一天，大行皇帝龙御上宾，年仅三十八岁，因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又因小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所以慈禧太后又任命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训示，裁度施行。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光绪帝未亡人隆裕皇后懿旨者，也由摄政王随时面请试行。在做了这些安排后，慈禧太后去世，结束了长达四十八年政治统治。此时距光绪帝去世不过二十四小时。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短时间里相继去世，大概称得上20世纪之谜乃至千古之谜。到目前为止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不相信清政府的官方记载，而是相信传言，推测光绪帝的死亡乃为慈禧太后的迫害甚至是直接加害。最近几年，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介入，运用高科技检测光绪帝遗物，慈禧太后毒死光绪帝的说法似乎将要成为盖棺之论。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多少证据和道理，只是当年流行较广的一个传说而已。不过，从中国政治特有的运转规律看，袁世凯在两宫相继去世后，还是真的遇到了巨大麻烦，他确实也就在一夜之间失宠。

反对袁世凯的潜流一直不断，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就是如此。1908年10月3日，号称刚正不阿的御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具疏弹劾袁世凯权势太重，尾大不掉，对朝廷是个威胁。其理由是袁世凯在9月15日（八月二十日）的五十大寿时大事张罗，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江春霖给出的罪名很大，也举了许多例子，建议朝廷汲取古来权臣祸国的经验教训，防患未然，对袁世凯严加惩处。①

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御史，一向以敢言而著称，晚清名臣自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至孙宝琦等人都曾被他弹劾过。仅袁世凯一人就曾被他多次弹劾。由于证据不够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弹劾并没有对袁世凯造成威胁。这一次也不例外，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江春霖的举报并不认同。

配合江春霖的举报，另一个御史赵炳麟也趁机发难，上书监国摄政王密陈袁世凯包藏祸心，树植私营，挟制朝廷，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军机处，他日必生意外之变。赵炳麟建议摄政王趁袁世凯势力尚未高度集结的时候突然行动，将袁世凯逐出军机处，一旦袁世凯被清除，他的那些党羽必将闻风而散。否则，若待其根深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即便下决心裁制袁世凯，恐怕也就很难了，或许也只能像先皇帝一样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③

摄政王批阅这几份奏折密报后，经过与一些重臣商量，决定将袁世凯免职。发布免职令写道：
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④

二、开缺回籍深层原因：一个化不开的心结
摄政王载沣在接管权力之后，由于袁世凯权力过大，将袁世凯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危险，企图对袁世凯予以打击，甚至一度产生过要置袁世凯于死地的想法。袁世凯不仅掌握大权，而且在清廷内部攀缘结交了许多重要关系。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都处于强权人物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下。摄政王执政后，情况则有所不同。摄政王在过去几年中，就屡屡与强势的袁世凯冲突，且每每被袁世凯打败，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积累很久，现在终于到了爆发时刻。

摄政王与袁世凯间产生矛盾，主要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到摄政王的统治。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廷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像东西方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清廷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与孙中山等**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压力有关，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廷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族人的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权，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满洲贵族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所以这个政策虽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对满洲贵族不利。这也是后来之所以出现一个“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

清廷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还没有为汉族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人孙中山领导的**党一直在海外鼓吹种族**和民族**，民族分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袁世凯等汉族高官既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定发言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孙中山的**党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愿让自己的政治作为成为满洲贵族保守派攻击的把柄；二是汉族官僚不论高中低哪个层面，都占有绝对多数，既然已经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挑起满洲贵族集团中保守派的怨恨。基于这两个原因，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地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廷最高政治层的反感，慈禧太后相信袁世凯等汉族高官不是为汉族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眼见原属自己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有能力的汉族官员抢走之后，产生不满。于是他们与袁世凯等汉族高官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转为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