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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至汉初，大月氏人一直称雄天山南北，乃至蒙古高原。文献记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详见〔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2887页）。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在蒙古高原崛起。在冒顿单于的打击下，大月氏人从敦煌与天山之间草原地带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一系列大迁徙。
今甘肃祁连山和新疆阿尔金山一带的山脉，汉代统称“南山”。大月氏西迁时一些部落不肯离开原始故乡，归降了匈奴，史称“小月氏”。一部分月氏遗民亡命南山，与羌人逐渐融合，史称“南山羌”。汉武帝之所以在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线筑长城，旨在隔绝匈奴与南山羌的联系。所谓“大月氏本行国”，意思是大月氏本来是游牧人，那么他们的原始故乡应在汉代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和敦煌以北的草原地带。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认为，匈奴右贤王在西域新开拓的疆土就是大月氏故地，北至阿尔泰山的呼揭，南达罗布泊东北的楼兰，西至天山中部的乌孙。大月氏在西迁途中，首先洗劫了乌孙部落，然后攻占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希腊人称“斯基泰人”）的游牧之地。乌孙则向东迁徙，投靠蒙古高原的匈奴。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乌孙王昆莫猎骄靡为父报仇，在匈奴军臣单于的帮助下，击败大月氏人，将其从伊犁河流域驱赶到中亚阿姆河流域。此后，乌孙王在伊犁河的塞人故地建立了新的家园（详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据法国学者韩百诗（Louis Hambis）考证，乌孙就是希腊史料所载中亚游牧民族——伊塞顿人（Issedones），西与伊犁河流域的斯基泰人为邻。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乌孙的原始故乡在哈密盆地（详见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8页）。问题是，哈密位于大月氏王庭——析罗漫山（今巴里坤山）之南，既不与伊犁河塞人为邻，亦不在大月氏西迁途中。况且，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与学界公认的伊犁乌孙土墩墓无任何文化联系，那么乌孙的原始故乡又在何处呢？
从早期乌孙土墩墓的发现可以证明：一方面，乌孙起源于玛纳斯河乌苏与石河子市之间草原地带，另一方面，说明大月氏的原始故乡在玛纳斯河以东地区。从地理环境看，敦煌以北，玛纳斯河以东做好的牧场在天山东麓巴里坤草原。

正如马雍指出的“早在西汉时期，这一带即为匈奴控制西域的主要军事根据地。东汉时期，这里为北匈奴呼衍王常驻之所（详见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时刻从考》，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从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21页）。”匈奴入主西域后，“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换言之，那些不肯离开故乡的小月氏人归降了匈奴。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追击匈奴至析罗漫山，尔后攻打巴里坤草原的匈奴和小月氏。

居延泽，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东居延海；小月氏，指大月氏西迁后留在故乡的残部。从称号看，汉军俘获的“单于单桓”指驻守天山的匈奴地方官，但是霍去病俘虏或斩首的“酋涂王”、“速濮王”等皆非匈奴官吏，而是游牧于巴里坤与居延之间的小月氏部落酋长。霍去病在巴里坤草原俘获的小月氏人后来迁往张掖，史称“义从胡”（详见〔刘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页）。霍去病捣毁匈奴在西域统治中心——析罗漫山后，当地仍有众多小月氏人不肯离去，他们在巴里坤草原的活动直迄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
除了巴里坤草原外，汉宣帝以前，吐鲁番盆地亦为月氏人游牧之地。

最初将大月氏称作“吐火罗人”的是希腊人。从考古发现看，吐火罗人起源于里海、黑海北岸颜那亚文化，公元前2300年迁入阿尔泰山南麓形成“克尔木齐文化”。林梅村认为，吐火罗语“神”字的代名词为古印欧语的“双马神”，在我国新疆康家石门子内蒙古阴山岩画刻有吐火罗人双马神的艺术形象（详见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吐火罗神袛考》）。

我们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1）、印度-伊朗人（也被称作雅利安人）与吐火罗人同属于印欧人群，但吐火罗人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来的时间早于印度-伊朗人，分布地理位置也在其东边；2）、吐火罗人与印度-伊朗人同属印欧人，但二者基本上没有太多密切的关系，吐火罗语与印度语也不存在紧密联系（详见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第49-104页）。

黄姑娘回来啦？太高兴了

不知道，现在来看有可能是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一说是吐火罗人，一说是雅利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