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久以前看到的呢 现在搬运过来吧

　“义”：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叙事艺术——肝胆相照，一诺千金——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赋予“义”新的内涵——郭靖、乔峰
　　“大侠”的典范与“义”的新提升——金庸状写侠魂的成功经验“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

《史记·游侠列传》的作者司马迁，十分看重侠士的“义”。他曾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游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这样自陈其著述动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可见，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主要为了表彰这个“义”字（有时与“仁”相联系而为“仁义”，有时与“信”相联系而为“信义”）。
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

　这些笔墨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精神，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金庸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

《雪山飞狐》感人肺腑地写了胡一刀和苗人凤（外号金面佛）惺惺相惜的义气。他们二人都是当世号称无敌手的武林杰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后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边武功高强的侍卫。只因百年前有关李自成生死的秘密不能过早泄露而造成误会，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杀，导致苗、胡两家的子孙冤冤相报。到胡一刀和苗人凤这一代，双方都知道对方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世代的仇杀也都有怀疑、厌倦之心，但由于存心不良者从中破坏，和解的愿望不能实现，两人仍不免以兵刃决雌雄。比武头几天虽然不分胜负，双方却已推心置腹，相互钦敬。白天连日较量，夜间在一起喝酒，共同讨论武功：

　“金面佛将苗家剑的精要，一招一式讲给胡一刀听。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倾囊以授。两人越谈越投机，真说得上是相见恨晚。”(2)甚至还相互向对方交托后事。比武到第四天，胡夫人已经看出苗人凤的破绽，告诉了丈夫。第五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劝丈夫诱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剑白鹤舒翅”，以便乘机取胜。胡一刀却摇摇头，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将孩子在凳上一摔，让孩子大哭，示意丈夫为孩子着想去取胜苗人凤，胡一刀缓缓点了点头。但到该出手时，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伤害金面佛。后来，胡一刀干脆提议两人交换刀剑：“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剑法，不论谁胜谁败，都不损了威名。”结果还是打成平手。可以说，胡、苗二人几天内成就的莫逆之交，抵过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谊。

　　故事终于急转直下，成为无法挽救的悲剧，是因为坏蛋暗中捣鬼，偷偷在夜间将两人刀剑都涂上了毒药，以致最后一天胡一刀左臂虽然只被轻轻划了一道小口子，却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横刀殉夫，将孩子交给了苗人凤，而忙乱中孩子又被他人带走。从此，苗人凤总是郁郁不欢。每到过年，他就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灵位，称他们为“义兄”、“义嫂”，祭祀一番，喝上十几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他甚至对女儿苗若兰说：“孩儿，我爱你胜于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许我用你去掉换胡伯伯的孩子，我宁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却活着。”金庸施展看家本领，把豪杰之间这种相知、相敬、相惜的义气写得酣畅淋漓，真可说达到了义薄云天的地步！

　　总算多隆命好，心脏天生偏在一边，这一刀没有捅到要害处，金庸也就保全了韦小宝的义气。金庸认为：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4)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这是金庸小说区别于旧武侠小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剑》里，袁承志、温青青两人出手救助焦公礼全家和金龙帮，就是因为焦公礼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正义性：
　　第一，焦公礼所杀的闵子叶，身为总镖头拿了人家的钱却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和强盗串通起来准备杀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儿，这是个该杀的人物；第二，焦公礼与太白三英闹翻，是因为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和关外的多尔衮清兵相勾结。正因为具有正义性，所以当焦公礼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免除手下人员无谓伤亡而准备让全家出走，自己则悲壮自杀以求了断时，才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有关的那些笔墨才会显得那么真挚感人。单纯的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确实有它的负面作用，有时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雕侠侣》中那个急切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即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碧血剑》中那个闵子华，为了给兄长报仇，曾经纠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礼门前问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败之后，也就羞惭地认输退走。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更广泛的表现。如果说前述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存在于意气相投的江湖豪杰之间，那么，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说得明白：“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5)这里，侠的定义便与“义”完全重叠为一，成为人们常说的“侠肝义胆”或“侠士精神”。《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在佛山镇上为钟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凤天南较量，一心要诛杀这“南天一霸”。《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救仪琳，也全无个人打算。他不管采花大盗田伯光武功多么高强，凭着一腔热血，就舍命与田死缠，使仪琳免遭毒手。甚至连武功半点不会的段誉，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农帮滥杀无量派，并给黑骏马主人主动报信。

当木婉清嘲笑他几乎为这类闲事丢了性命时，段誉朗声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义所当为，有何后悔可言？”在金庸小说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连《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所诵经文也包含了一点侠义思想：“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看似宗教的轻生思想，却引向“为善除恶”的目标，成为视死如归的同义语。
　　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6)

事实上，也只有为民族、为民众、为国家的大“义”，才能牢固地团结教派内大多数群众。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写于1975 年1 月）中曾经表示：“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重义轻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种原则就真诚地实践，做了错事也都敢于承担责任，绝不文过饰非。他们坚守一条界线：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但决不做鹰犬和奴才，这就同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金庸通过小说形象，把这样的人生称颂为有价值的。而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致把他们分成两类：以令狐冲、胡斐为代表的一类，以郭靖、乔峰为代表的又一类。这后一类，金庸称之为“大侠”。《神雕侠侣》中，郭靖在襄阳曾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在1980 年5 月写的《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冲作了对比之后说：“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尽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后一类，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类。

金庸在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7)可见，金庸确实在自觉地承担武侠小说的这种使命。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像郭靖，资质质朴，甚至有点笨拙，但他刻苦，沉稳，富有责任感，认定一个目标就坚持去做，决不畏难退缩，自知愚钝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终于达到超群的地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郭靖都坚持抗元，死守襄阳城，一守几十年，明知蒙古兵力强盛，自己迟早总会失败，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尽力多守，绝不放弃。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郭靖之所以能坚守襄阳数十年，就因为他有一种自觉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射雕英雄传》末尾，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思汗曾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
　　只是大汗一人威风凛凛，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在郭靖看来，英雄“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所以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站出来说：“《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