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的根据。其实这并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国书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对大使杨承庆口传渤海王旨的抄录，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脚。在《续日本纪》中，类似的口传王旨记有五处，与被认为是原文的渤海王国书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这些“某王言”之类的词句不见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别是杨承庆为大使的这次遣使，从史书记载看正是日本首次称渤海为“高丽”，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添加或篡改而成的。收录在《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六国史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来国书，共三十五件，其中两件天皇致渤海国王书的开篇部分有“天皇敬问高丽国王”的字样。一件是⑴中天皇对渤海国王的回书，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给渤海王的国书。除了这两句自相矛盾的称呼以外，有关来使的表述，均明记为“渤海”。这次访问，双方第一次因为“渤海王表失礼”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天皇的指责，大使壹万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什么高丽王派来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这里的“高丽王”绝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报家门，都是日本强加在渤海王头上的。
　　还有人认为，渤海国王大钦茂是自称高丽国王的，但并不是渤海主动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其称臣纳贡，大钦茂虽不以为然，但因为希望与日本保持国交关系，不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这一心理[43]。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高句丽对日外交的立场，揭开所谓“高丽旧记”的真面。570年，高句丽开始遣使日本，最初因为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之后又由与和隋、唐的紧张关系，在对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调。但高句丽始终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谓朝贡国，双方的交往是对等外交。而且，与高句丽外交时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时代向古代国家过渡阶段，尚未形成诸如《大宝令》（701年出台，明确规定新罗是“蕃国”）关于宗主国与“蕃国”的明确规定。所以，日本朝廷对渤海翻出所谓“高丽旧记”，无非是制造出一个“榜样”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说大钦茂在高压下与日本朝廷虚与委蛇，可是这种变通方法并没有贯穿其长达56年（737-793）的统治生涯，只是集中在758～764年间，而这一时期双方交涉往来的态势又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或护送渤海使归国，或专门派遣使者去渤海，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不论是送使还是专使，来往均搭乘日方的船只。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携国书，仅口传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来使授官、赏赐，甚至授予高于从前的官位。第四次遣日本使的大使杨承庆还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请到私邸设宴款待。由上述情形，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采取对抗立场或与日本虚与委蛇之类的结论或推测，相反，却是日本的一反常态泄露出其特别的动机，这个特别的动机，便是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外戚藤原仲麻吕一手炮制的新罗征讨计划[44]。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军事动员都已经到位。这时仲麻吕需要在新罗的后院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牵制新罗对日本的军事动员。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讨计划尚未实施，仲麻吕就失势谋反又兵败丧命，这个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高丽”取代“渤海”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该时期史料中，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日本因为有求于渤海，在往来中又每每给予特惠，自觉有损其宗主国形象，于是就在对渤海的称谓上提醒、强调渤海的朝贡国地位，讨回一点面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丽”不是渤海自报，而是日廷强加给渤海的。
　　上述“高丽”等记载还见于以《续日本纪》为蓝本的《日本纪略》、《类聚国史》等史籍；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除桓武天皇十七年（798）致渤海王国书中提到“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45]，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访日带去的王启积极回应了日皇之外[46]，不复出现高丽字样，而且这两处记载也只在于强调渤海象“高氏”一样慕化而来。至于后世史籍，不再出现“高丽”字样，都记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时过境迁；二则，渤海已经被迫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对日交涉中放弃了对等立场，自然，日廷也就无须再动辄调出昔日的高丽作示范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明了，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形象，歪曲历史，编造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故事”，并对渤海的国书断章取义，找出所谓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一个时期内强行称渤海为“高丽”。

真是好极了...不过好多字啊，望天

想起了EU4里面的Korea 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