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亡诸说评议
1． 天意、天命说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1190-1257）在他写的丧乱诗中，有的述及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如，“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已陆沉。” (1)是说朝廷对北方来犯者毫无戒备，而金兵又缺乏战斗力，导致金国败亡。元好问有多处把金亡原因归结为天意。如：“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2)“废兴属之天，事岂尽乖违？” (3)都是说国家兴亡本由天定。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这里不作探讨。元好问一生坎坷，对家亡国破有切肤之痛，立志以修史为己任，对金亡原因应有深刻的见解，。然而，由于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观念，也许囿于这种故君故国之思，所以在论及金亡原因时，把它归结为天意。
后来,明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国之兴亡，天也，人力不与焉”。女真起自黑水，不数年，北灭辽，南蹙宋，西破夏，并至吴越荆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是岂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传之子孙百余年，敌国已服，境内已宁，文恬武嬉，将骄卒惰，失去昔日的强盛。“天方相之，则举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命去之，则合天下之师不能抗。” (4)明人虽无元好问的故君故国之思，也把解释不清楚的国家兴亡说成是天命。

2．“分别蕃汉”、非“尽行中国法”说。
稍晚于元好问的刘祁（1203-1250）在《辩亡》一文集中地表述了他对金朝衰亡的分析。他认为，贞佑南渡后，宣宗“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又说：“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 (5)在他看来，女真与汉人的矛盾、对立及女真汉化不彻底 导致金国最终土崩瓦解的根源。
其实，刘祁说的“分别蕃汉”之弊，是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大都存在的问题，有的王朝确实是亡于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引发的农民起义，然而金朝不是。
至于说金国不能“尽行中国法”而导致亡国，更难成立。就辽金元清而论，女真、满族的汉化程度远远高于契丹、蒙古，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还批评哀宗说：末帝（指哀宗）“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又说哀宗“用术取人”，“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因此一遇劲敌而亡国。 (6)刘祁对哀宗的指责也嫌苛刻。金朝后期，颓势已定，哀宗无力回天，元人修撰的《金史·哀宗纪》说，哀宗“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矣”。还有清人论哀宗说：“古今人主无可以失天下之諐（愆）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简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 (7)同样表达了对哀宗的同情。
　　

3．“金以儒亡”说。
《元史·张德辉传》载，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其责者，儒者何咎焉！”世祖然之。看来，金元之际社会上流传“金以儒亡”一说，而金亡仕元的张德辉则持不同看法，并据理说服了忽必烈。
近来看到有文章批评张德辉是答非所问，认为“金以儒亡”的含义是指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并非说金国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金以儒亡”的意思。尽管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时和后来论者对这句话的诠释，不过从“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句式来看，是把辽金亡国的原因分别归结为崇佛和尊儒，这里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学、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汉化。尊儒与汉化有联系，却不等同。张德辉反驳“金以儒亡”的说法不无道理。
　　

7．哀帝用人不当说。
《元史·李冶传》载，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李冶（仁卿）说：“完颜合答及蒲瓦何如？”李冶答：“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这两个人，《金史》分别作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是金蒙三峰山之战的金方主帅。三峰山之战是蒙古灭金过程中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蒙古军在金国境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金军在这次战役中惨遭失败，其精锐力量丧失殆尽，标志金国的覆亡已成定局，作为主帅的完颜合达和移剌蒲瓦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一次战役的胜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时蒙古正处于上升时期，而金朝已从鼎盛阶段衰落下来。在这次战役中，又遇到偶然因素，连降三天三夜大雪。对于这样的天气，蒙古军比金军更能适应一些，这就进一步加速了金军的败亡过程。接着，哀宗又急令金军撤回汴京，两帅只得遵旨北上，疲于奔命。而且这时蒙古军已经做好准备，用伏兵夹击，使金军一败涂地。完颜合达战死，移剌蒲阿被俘，蒙古军招降蒲阿，蒲阿说：“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不屈而死。 (10)
金元人对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评价并不坏。刘祁说，完颜合打“为人勇敢忠实，一时人望甚隆”。 (11)《金史·完颜合达传》载：“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相张行信称赞说：“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金史·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传》赞曰：“天朝（指蒙古）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神，又获天助（指三天三夜大雪），用兵犯兵家之所忌，以建万世之俊功，合达虽良将，何足以当之。蒲阿无谋，独以一死无愧，犹足取焉耳。”《金史》修撰者对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评价是宽容而公平的。三峰山之战注定了金国的败局，然而当时金军一方是否有比完颜合达更杰出的统帅，或者换了别的主帅就能避免失败，都很难说。因此，李冶据此提出的哀宗用人不当说，也不尽妥当。
8．亡于钞法说。
宋人吴潜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为三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易一面，而国毙矣”。 (12)是说金国之亡虽由于鞑靼，但是金末的通货膨胀也是导致覆亡的重要原因。近人邓之也说，“宋金元皆亡于钞法”， (13)未作具体论述。书中摘录了《金史·食货志三》关于钱币的史料，作为论据。他也是从金朝后期社会经济中币制紊乱、通货膨胀的弊端所引起的恶果而言的。
　　

二、金亡原因之我见
金元之际以来有关大金覆亡原因的诸说中，天意天命说、分别蕃汉说、金以儒亡说及汉化说等，是就宏观而言的，其余则是就某一具体事件或战役所引起的后果而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些说法、特别是金元人诸说的提出，大都与本人的经历、立场、政治主张等有关，难免受到一定的制约。如，元好问囿于故君故国之思，从其诗文中反映出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有局限性。刘祁祖父、父亲世仕金朝，自己“平昔所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6)却没有中式，难免有怀才不遇之憾。李慈铭则称他“以其不得位为恨”，(17) 所以刘祁批评金朝“分别蕃汉”和不能“尽行中国法”。
由于论者政见不同，往往会对同一事实得出相反的观点。比如，金王朝共存在120年，它是短是长？刘祁为了说明金亡原因是未“尽行中国法”，“此所以不能长久”， (18)谓其短。而元初士人许衡为阐述行汉法的必要性，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 (19)称其长。金元之际距金亡时间不久，论者对其覆亡原因本应比较熟悉，但因受种种制约，其看法反倒不易做到全面、客观。
及至清朝，距金亡已历四五百年，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应该更趋理性。清太宗、高宗的金亡于汉化说，有其合理性，得到较他说更为广泛的认同。于是，许多人便把金国衰亡的轨迹归结为：儒学传播——女真汉化——国势孱弱——金国覆亡。如此，儒学的传播，便成了金国覆亡的根源，儒学便成了误国、亡国的学说。显然，这不仅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而且在理论上也十分有害。儒学不应是金国覆亡的根源。
金源一代，由于儒学的传播，学校的兴起，科举的实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金世宗虽然极力主张毋忘旧风，保持女真风俗，而儒学却在金国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大定、明昌间，金朝社会出现“文风振而人材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 (20)，以及“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21) 的兴旺局面。世宗的一系列举措，大体上是遵循西汉以来的儒家治国之道。大定、明昌间鼎盛局面的出现，是同儒学在金国的传播分不开的。
再就金朝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弊端——吏治而论，也否定了儒者、儒学误国的说法。一个政权的吏治如何，关系到政道的兴废。大定初，张浩建议恢复皇统间选进士以充令史的措施。他说：“省庭天下仪表，如用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也，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 (22)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说：“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此也。” (23)由此可见，儒廉吏贪是当时君臣的共识。
　　

从完颜白撒和前面述及的术虎高琪之类的贪腐、怯懦、误国行径中，同样看不出他们受儒学、汉化的影响，反而他们都是儒学、汉化的反对者。
以上就金元以来有关金国覆亡诸说作了简要的梳理和评议，并着重对流行较广并带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说和汉化说作了辨析。至于成吉思汗伐金（1211年）说、“金以坏和议而亡”说、贞佑南迁说、哀帝用人不当说等，多是极而言之，就某个事件或局部而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使金国一步步走向衰亡，但是都难说成是金国覆亡的根本原因。
　　

三、余论
在金国覆亡后七八百年来诸多议论金亡的诗文中，“青城”这个地名频繁出现，令人关注。青城在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南。金初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许宋议和，将宋徽宗、钦宗及后妃、皇族解至青城，押往金国。事隔107年，金国南京（汴京）留守崔立以城降敌，蒙古军也以青城俘虏金国后妃、皇族北去，解往和林。历史是多么无情，又如此耐人寻味。金元之际有人咏汴京青城诗云：“百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 (55)元初郝经《青城行》诗云：“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 (56)明清之际钱谦益论及金亡时说：“呜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灭辽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则亦化为弱主谀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 (57)都表达了他们对金国覆亡教训的深刻思索。在历史上探讨金国缘何而亡的人群中，既有皇帝、臣僚，也有学者、诗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却共同表达了对这个题目的极大兴趣。无论他们是出于资治，还是意在怀古，无疑说明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
　　（刊于《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