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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社会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文化
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至今发现的有三、四百处，分布于全国各地。大量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人种的形成，华夏民族体质的演进、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众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居民的社会生活、文化内涵、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一、与人类起源有关的古猿类化石的发现
人类社会历史开始之前，我国大地上已经生存着作为人类远祖的几种古猿。目前我国已经发现了这些古猿的化石。这些古猿化石的发现，对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研究他们演化发展的谱系，探讨人类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6-1957 年，在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与三棱齿象、利齿猪等化石伴生，两次共发现古猿牙齿化石 10 颗。前一次发现的 5 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前臼齿和臼齿；后一次发现的是下颌右侧的前臼齿和臼齿。地层年代测定为中新世晚期。
起初，这些古猿化石全部被划归为森林古猿类，定名为“森林古猿开远种。” 20 世纪 60 年代，学术界重新综合研究了 50 多种第三纪古猿，把腊玛古猿 ( 腊玛古猿最早发现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 ) 从森林古猿中划分出来，明确地归入人的进化系统——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成员。我国开远小龙潭 1957 年发现的古猿化石中的 5 颗牙齿化石，被认为是属于腊玛古猿的，应归属为人科。
禄丰腊玛古猿化石更为重要。 1975 ～ 1980 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的第三纪褐煤层里发掘出不少腊玛古猿的化石：一个破裂成数十块的头骨，头骨上连有部分上颌骨和牙齿；若干块颌骨，其中一块为保存着除中门齿以外的全部牙齿的下颌骨。除此之外，还发现上百颗单个牙齿。那块完整的下颌骨具有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的形态比开远腊玛古猿更进步，更接近人类的早期类型。含禄丰古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800 万年。
关于南方古猿 ( 南猿化石是 1924 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附近发现而得名 ) 化石，也开始有了初步线索。 1970 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的早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 3 颗下臼齿，研究者认为它与南方古猿纤细型较接近。此外，在湖北巴东县、广西南宁市所收集的一些下臼齿，可能也属于南方古猿。这些统称为南方古猿化石，地层年代为上新世到早更新世，距今约 500 万～ 100 万年。南方古猿的早期类型极可能是从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纤细型中的进步类型可能属于或接近第一阶段的人类。
目前研究者认为，人猿的共祖可能是一种渐新世的埃及古猿。这种古猿的一支通过森林古猿进化成为黑猩猩，大猩猩；另一支则可能通过腊玛古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猿人发展到现代人。我国发现的开远腊玛古猿化石和可能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为寻求人类远祖进化的重要环节提供了线索。 [1]

二、中国猿人与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1 中国猿人的化石遗存 大约在距今 300 多万年或 100 万年前后，人基本上形成了，通称为直立人，或者猿人。我国境内遍布猿人的遗迹，已发现许多猿人的化石，主要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
元谋猿人 1965 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位于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定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活年代距今 170 万年左右。元谋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属早更新世人类。
蓝田猿人 1963 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 1964 年蓝田县公王岭又发现一个不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前者距今至少约 65 万年，后者至少约 75 万年。蓝田猿人的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其脑壳较圆，脑量较小，约为 780 毫升，比爪哇人 (5 个头骨平均脑量 881 毫升 ) 和北京人 (5 个成年头骨平均脑量 1088 毫升 ) 都小；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外形轮廓呈楔形。这些形态特征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古地磁测定，公王岭的化石层时代距今 100 万年左右。蓝田人是迄今已知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属早更新世晚期或者中更新世早期。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遗址发现得比较早、而且是较重要的旧石器早期遗址。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自 1921 年至 1966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得到大量的猿人骨骼化石，共有头盖骨 6 个，头骨碎片 ( 包括单独的面骨 )14 块、下颌骨 15 块以及一定数量股骨、肱骨、牙齿等，大约代表 40 多个个体。北京猿人与蓝田猿人相比，脑壳较薄，脑量增大，其平均脑量为 1059 毫升，最大的约 1225 毫升；但与现代人脑量 1400 毫升相比，脑量较小。北京猿人前额稍高，眉脊骨稍小，嘴部也略微向后收缩，头骨枕部窄而长，外部轮廓呈椭圆形，仍带有较明显的原始性。北京猿人相对现代人较矮，成年男性平均 1.62 米，成年女性平均 1.52 米。北京人四肢骨已比较接近现代人。经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 70 万～ 23 万年之间，持续达 40 万年之久，属中更新世中、晚期。 1980 年，安徽和县陶家镇汪家山龙潭洞发掘出土了猿人头骨化石。其中包括一具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头骨，属一男性个体；另外还有一个附连 2 个臼齿的左下颌骨、 4 枚单个臼齿，共代表至少 3 个个体。其年代不晚于中更新世，或可能相当于北京猿人遗址的中部堆积。 [2] 我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中国猿人的遗迹。 1975 年湖北郧县梅铺发现 4 颗均属左侧的猿人牙齿化石； 1976 年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右上第二前臼齿、左下第一前臼齿，可能属于同一个中年个体； 1978 年河南南召县云阳镇附近发现一颗猿人右下第二臼齿化石。另外，在贵州桐梓、湖北大冶龙头洞穴、辽宁营口金牛山、陕西潼关、河南三门峡、山西垣曲等都发现旧石器遗址或人骨，说明这些地方数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 2 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旧石器早期，中国的猿人活动在祖国大地上，并开始创造物质文化。 1961 ～ 1962 年，在山西省南部黄河左岸高出河面 170 米的古台地上，发现西侯度文化遗址。遗址中发现 32 件石制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采用锤击、砸击和碰砧三种方法制成。此外，还发现有一些烧骨和带切刮痕迹的鹿角。根据动物群性质，遗址属于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距今 180 万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
元谋人化石所在的粘土层中有用石英岩打制的 4 件刮削器，地表又采集到十多件三角形的尖状器；在蓝田猿人化石的同层位中，采集到大型砍斫器、小型砍斫器、小型刮削器、石棱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等；北京猿人的洞穴中，发现的石器多达 10 万件。
北京猿人所使用的石器从早期到晚期，变化比较明显，打制技术逐渐提高，打制出来的石片，质量提高，趋向长薄。石器工具的类型逐渐多样，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石器和石锥，偶见石球。雕刻器和石锥的出现表明北京猿人文化的晚期阶段，已达到旧石器早期文化的较高层次。遗址中有一些人工打碎的兽骨和砍截的鹿角等，有加工、使用的痕迹，可能是原始的骨角器：骨砧、角锤等；遗址中还有鹿头盖骨数百件，这些鹿头盖骨都被砍去了面骨、犄角，有学者认为，这应是当做“火瓢”使用的。 [3]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骨器不可能是骨角工具。 [4]在这些遗址中大多有用火的遗迹。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有厚达 6 米的灰烬积层，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还有许多烧过的朴树籽。贵州桐梓猿人遗址中也发现有被烧过的兽骨。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猿人已普遍地使用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防御野兽，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个时期，人们使用的火可能引自天然火。火的使用，能使人们熟食，增强人们的体质，促进人的大脑的发达，使人们有可能突破自然界的限制，扩大活动的范围。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有决定性意义。
远古时期，无论是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与现代都大不相同，南北各地气候较现代稍高，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较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猿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人类以外，根据山顶洞及其他遗址中发现的兽骨可以推知，与中国猿人共存的还有剑齿象、肿骨大角鹿、野猪、鼠、剑齿虎、羚羊、鬣狗、豹、熊、犀牛、狼、狮等动物。当时人们的食物，除一些植物及树籽外，野兽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这些兽类既对人们有极大的威胁，又是人们追捕的猎物。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人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因此也必须集体的、成群的生活，才得以生存下去。
猿人是至今被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介于猿和人之间的人类先祖。猿人的身体和直立行走的姿势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只保留少许的原始特征。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而劳动又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至少在至今 100 万年前，中国猿人就已学会制造工具，并且用最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

三、早期智人 ( 古人 ) 与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1 早期智人 ( 古人 ) 的化石遗存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后，人类大体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早期智人阶段，也称为“古人”阶段。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较早期丰富，所发掘的化石表明，古人与猿人相比，在体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更加进步。
大荔人 1978 年春，陕西大荔县发现基本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唯缺牙齿和下颌骨，为一年龄不足 30 岁的青年男性个体。头骨的顶部低平，眉脊粗壮，骨壁较厚，这些均与北京人的性状接近。与北京人相比，其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嘴部不很突出。脑量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约 1120 毫升；脑膜中动脉分支的印痕较丰富。从这些特点来看，大荔人比北京人进步。用铀系法测定，遗址年代在距今 23 万～ 18 万年间。
大荔人的形态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大荔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上的一大空白。像大荔人头骨保存得这样完整，属于中更新世早期智人的标本，在目前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丁村人 1954 年山西襄汾县丁村发掘到同属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 3 颗牙齿化石，为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门齿齿冠舌面仍有明显的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但已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冠舌面则都是中部低陷呈铲形，表明与现代黄种人较接近。齿面咬合面纹理结构性质也在猿人和现代人之间。 1976 年在第 100 号地点，又发掘到一个大约两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比北京猿人的顶骨薄，显示了人类体质的进步性质。铀系法测定遗址年代距今 21 万～ 16 万年，但氨基酸外消旋反法测定其距今只有 7 万年。
许家窑人 山西省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最大的遗址。 1974 年、 1976 年、 1977 年曾几次发掘，发现许多块人骨化石。计有顶骨 11 块 ( 其中 3 块完整 ) 、枕骨 2 块、左上颌骨 1 块 ( 附连 4 颗牙齿 ) 、单个牙齿 2 颗，代表 10 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其体质特征是：头骨骨壁厚，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大和分叉简单，枕骨圆枕不及北京猿人宽突，嘴部不太突出，下颌较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嚼面比较复杂。许家窑人本身具有不少北京猿人的原始性状，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铀系法测定含化石的地层形成于距今 12.5 万～ 10 万年间。
我国境内还发现另一些古人化石或遗存。
1958 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一个人类的残头骨和一些动物的化石，其头骨特征介于猿人与现代人之间，与古人相似。 1972 年，在贵州桐梓县云峰的石灰岩洞中，发掘到古人两颗牙齿化石，可能分属两个男性个性。 1957 年，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岩洞发现长阳人化石，有附连着 2 颗臼齿的残破左上颌骨和单独的 1 颗臼齿。 1980 年长阳果酒岩又发现古人化石，计有头骨、下颌骨和肢骨。 1973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发现一颗男性左上前臼齿，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也曾发现有一小孩的臼齿化石。
2 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古人的体质特征较猿人进步，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石器的制造技术也比较进步。
在发现丁村人化石的出土地点，也发现了许多旧石器中期物质文化的遗存。丁村旧石器遗址群共有 20 多处，绝大多数属旧石器中期，这种石器文化亦称为丁村文化。在对丁村遗址的发掘中，共获得石制品 2000 多件。这些石制品类型多样，有单边砍砸器、多边砍砸器、石球、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小形尖状器和刮削器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定型，说明了石器功用的固定化。其中三棱形尖状器，系用三棱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故称三棱形。尖状器可能是用来砍斫、挖掘植物的。
许家窑遗址中与古人化石共存的石器遗物非常丰富，共出土石器 3 万多件，还出土许多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石球极多，共有 1000 多件，重量 80 ～ 2000 克不等，球面匀称滚圆，是重要的狩猎工具。刮削器形制远比以前的复杂精巧。短头圆形刮削器，刃部经过精细加工，已带有细石器技术的部分风格，与后来发达的细石器有文化传统上的密切关系，表明了我国细石器文化渊源久长，也表明这个时期经济生活领域的较大发展。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还发现两件磨制的骨片，这是我国最早的磨制骨制品，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磨制工艺的开端。
旧石器中期，狩猎技术进一步提高。许家窑遗址中共存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中华鼢鼠、似步氏田鼠、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赤鹿、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扭角羚羊、原始牛等约 20 多种。发掘出的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基本上是人们食肉后的抛弃物。这个时期，狩猎业非常发达，许家窑遗址中的马牙，就代表了 360 多个个体，说明狩猎出现专业化的倾向。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
大约距今五万年左右，古人进化为新人。新人又称作晚期智人。在这个时期，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特征基本消失，逐渐分化成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与新人相一致的是氏族公社形成。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也就是说，进入新石器时期，我国丵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发展到繁荣时期。

1963 年山西朔县峙峪村发现一块枕骨化石，距今约 2.8 万年。 1956 年在广西来宾麒麟山发现属于一老年男性个体的颅底部分化石，称为“麒麟山人化石。”广西柳江通天岩山洞里发现了较丰富的新人化石材料，其中包括 1 具头骨 ( 缺下颌骨 ) ， 4 个胸椎骨连 5 段肋骨， 5 个腰椎及骶骨、右髋骨、左右股骨各 1 段。除股骨属于一女性个体外，其他同属一个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明显地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分化和形成中的黄种人类型。
从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我国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明显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高，颧面前突出而较垂直，为阔鼻型，下颌圆枕较多见。各个阶段的人类形态特征存在的差异，反映了人类的进化过程。我国古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的，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旧石器晚期的物质文化 旧石器晚期，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共发现石器 1.5 万多件。其特征是细小石器和小石片占大多数，发现了石箭头、钺形小刀之类的复合工具，标志人类又掌握了一种新型的工具和武器。

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遗址、河北阳原县虎头梁遗址、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都发现旧石器晚期经过二次加工的细石器。下川遗址出现了锛状器、石镞、扁平长条形大尖状器、磨盘、磨锤等一些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并含有丰富的典型细石器和小型石器。下川文化为研、究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补上了关键性的一环。 [9]
在山顶洞发现了一枚骨针，长 82 毫米，最粗处直径 3.3 毫米，针尖圆锐，针孔窄小，制作精巧，反映了制骨技术的熟练水平，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缝纫工具。
旧石器晚期，生产水平逐渐向前发展，出现细石器，并运用了刮削、磨制和钻挖眼的新技术。箭头的出现说明***已发明，这种新工具的产生推动了渔猎的巨大发展。
旧石器晚期的人们已经有了美的意识。河北阳原县虎头梁遗址中发现 13 件装饰品，包括穿孔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和鸟骨制成的扁珠。在这些饰物上，使用了磨孔、两面对钻圆孔和磨光等进步的工艺技术。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共分两层，上层供人们居住，下层是安葬死者的墓穴。在下室中发现一青年妇女、一中年妇女和一老年男子的化石。人骨上涂有赤铁矿粉粒，旁边放有兽牙装饰品和燧石石器等。将不同年龄的男女合葬，表现了一种氏族血亲的意识。人骨上涂有赤铁矿粉，可能是生者看到死者的皮肤逐渐变黄难看，而用以装饰死者的，这是最早的安葬仪式，表现了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的产生。燧石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已学会了人工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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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 ( 并同时发现于相邻的宁阳堡头 ) 而得名，系公元前 4300 ～前 2400 年的一支古代文化，遗址为一氏族墓地。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粟。墓葬中出土的石器比较精致，有椭圆形的斧、穿孔斧、穿孔铲；另外，象牙器、玉器、白陶器大量出现，轮制陶器技术开始出现，说明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和发达。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发达，墓葬中有许多猪、狗、牛、羊的骨头等。大汶口一号墓的一件小骨凿上附有铜绿，经化验含铜 99% ，其时代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
大汶口类型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发现了陶尊文字 17 个。其时代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有关资料介绍：“自 60 年代以来，陵阳河发现刻文陶尊均出于河滩一组墓地 ( 富有者墓地 ) ，共 10 件。采品 6 件，完整器 5 件。刻文分别为‘■'、‘■'、‘■'、‘■'、‘■'、‘■'、‘■'，另一件为 1979 年发掘采集的陶尊残片，刻文为‘■'，…… M 25 的一件刻文为‘■'。陵阳河发现陶尊刻文，共计 12 个个体。如将刻文归类统计，得图象一，图象文字凡七。” [14] 我国许多学者，如唐兰先生、王树明先生等对这些文字均有考释，认为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唐兰先生还认为，陵阳河的陶尊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有渊源关系。

三、新石器早期的婚姻形态和社会组织
新石器时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文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得到发展，并逐渐认识到近亲婚配的不良后果。如我国周代就认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18] 在本族内部禁止婚配，从而出现了外婚制。随着外婚制的发展，禁婚范围越来越大，不许相互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的类别日益增多。“自一切兄弟和姐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 [19] 即当外婚制形成以后，氏族也就产生了。
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氏族产生的同时，部落也产生了。部落由氏族或胞族组成，通常是原始社会最大的单位。部落有自己的名称、住地及供打猎、捕鱼、采集的广大领域范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共同的语言。部落内各氏族彼此通婚，实行部落内婚制和氏族外婚制相结合的婚姻制度。几个部落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的部落一般居地相邻接，使用共同的语言，而且多是从一个部落中分裂出来的。各部落的内部事务保持独立，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盟议事会，由各部落推选出来的酋长组成，他们负责部落联盟内、外大事的处理。联盟除有最高军事酋长外，往往还有松散的管理机构，酋长逐渐世袭。
氏族和部落形成以后，在氏族组织中广泛实行族外群婚。这种群婚有多种形式：
(1) 级别婚，两个氏族集团，即两个婚级互为婚姻。一个婚级的每个男子都是另一个婚级的每个女子的当然丈夫；同样，这个婚级的每个女子也是另一个婚级的每个男子的当然妻子。这是族外婚的原始形式。级别婚的另一种形式，即每一氏族的男女按年龄分成不同的级别，每一代人为同一级别。同一级别又分男女两个性级。每一男性性级只能与另一氏族的某一相应的女性性级婚配。婚级越多，婚姻禁例越严格。现代社会的姑表婚配，就是这种族外婚的遗存。
(2) 环状联系婚，通常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氏族组成环状婚姻组织。如甲、乙、丙三个氏族组织，甲的女子固定与乙的男子通婚，但甲的男子绝不能与乙的女子通婚。而乙的女子又固定与丙的男子通婚，丙的女子则固定与甲的男子通婚。这实际是一种单线姑舅表婚。 [20]
(3) 普那路亚婚，这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描写的 19 世纪夏威夷的婚姻制度。一群同胞或血缘较远的姐妹，与别的集团的一群男子集体互相通婚。这群男子是她们共同的丈夫。但在这些共同的丈夫中，排除她们的兄弟，而且这些丈夫不再是兄弟，他们互相称为“普那路亚。”同样，在丈夫们共同的妻子中间，也排除男子的姐妹，妻子们也不再是姐妹，她们互称“普那路亚。”“普那路亚”即“伙伴”或“亲密的伙伴”的意思。
(4) 对偶婚，就是每一个男子在若干个妻子中，有一个是主妻，反过来女子也是如此，从而逐渐地向一夫一妻过渡。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已发展到对偶婚的阶段。男女双方互称“阿注”，意即朋友。“阿注”双方各在自己的母系家庭中，分属两个经济单位。男子晚上到女子家中，过拜访式的偶居生活，清晨回到自己家中，从事生产劳动。这是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式。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存
距今 5000 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氏族部族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后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已被大量发现，主要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安阳后岗、山西襄汾陶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文化等。
黄河流域的遗址
龙山文化以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其重要遗址有潍坊姚官庄、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等。胶县三里河出土有成组的玉器，日照两城镇出土有刻花玉斧，说明制玉工业的发达。龙山文化的陶器生产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术，生产的陶器黑色光亮，以蛋壳陶为特征，故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三里河还出土两件铜质锥形器，经化验为黄铜。龙山文化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东海峪的土台方形地面建筑形式及原始夯筑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有许多古城址。其中有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城址，南北长 450 米，东西宽 390 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 17.55 万平方米。 [21] 1984 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大城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边长约 240 米，呈抹角方形。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门道，门宽约 10 米。小城一边长约 100 米，城内面积 1 万平方米左右。大城址距今约 3800 年左右，小城距今约 3900 年左右。 [22] 1991 年邹平丁公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垣南北长约 350 米，东西宽约 310 米，面积 11 万平方米。城址年代距今约 4600 ～ 4000 年之间。 [23] 另外淄博的田旺村亦发现一个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古城址。 [24]

龙山文化时期的铜冶遗迹也有多处发现，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形器。诸城呈子遗址发现铜片。栖霞杨家圈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和灰坑中发现残铜条 1 件和一些铜渣。长岛县北长山岛店子遗址的灰坑中发现铜片、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铜工具。日照市尧王城遗址出土有铜渣。龙山文化出的黄铜距今 4000 年左右。
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几千处，如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淮阳平粮台、淅川下王岗、郾城郝家台、陕西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山西襄汾陶寺等。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国家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即青铜的出现和铜工具的使用。铜器，在龙山文化期的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郑州牛寨遗址中发现了熔铜炉壁附有铅锡青铜块， [25] 淮阳平粮台三期 H 15 内发现了铜渣， [26] 登封王城岗四期 H 617 内出土青铜器残片， [27] 临汝煤山遗址中出土铜坩锅，熔铜炉残壁及铜液痕迹。 [28] 鹿邑栾台遗址二期早期发现青铜器等。 [29] 这些资料表明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冶炼和使用已经比较普遍，这个时期已经进入早期铜器时代。
齐家文化，因 1924 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它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分布范围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丵蒙丵古阿拉善左旗附近。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