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死后，哲宗即位，但主持大局的是太皇太后，司马光担任宰相。对于王安石变法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完全无视新法中好的方面。
在此时看到的不是一个遵循中庸之道的儒者，而是个极端的保守分子。如果此时他能抛开感情因素，理智的根据既成事实去处理问题，兼收并蓄的用人，确定下一个和解的趋势，那么在之后的时期，政局不会如此动荡。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
------苏轼的见识犹高于司马光。

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光为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悦。轼又陈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邪！”光笑而谢之。范纯仁与光素厚，谓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设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叹曰：“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范纯仁的见识亦远于司马光。
------范仲淹的儿子：纯仁、纯礼、纯粹，都很好。

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
------昆岗失火、玉石俱焚！

神宗朝，西北开边，既然已经开疆扩土，应该在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考虑问题，而司马光竟然“恨屋及乌”将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成果，还回去，令人难以接受。

是月，夏主遣使来求兰州、米脂等五砦，司马光言：“此乃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砦，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若靳而不与，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庶几归我侵疆，今犹不许，则是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者，愿决圣心，为兆民计。”时异议者众，唯文彦博与光合，太皇太后将许之。
光欲并弃熙河，安焘固争之曰：“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邪？”光乃召礼部员外郎、前通判河州孙路问之，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乃止。

司马光临终：
初，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谷敛散出息之法，朝廷用其言；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报。光寻具答刂子言：【“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今禁抑配，则无害也。”】苏轼奏曰：“熙宁之法，未尝不禁抑配，而其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为出，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得钱，则费用自广。今许人情愿，是为设法罔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非良法也。”会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等交章乞罢青苗，光始大悟，力疾入朝，于帘前奏曰：“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太皇太后从之，即诏：“常平依旧法，青苗钱更不支复；除旧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钱，验见欠多少分料，次随二税输纳。”
------他也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