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身世
　　我来自中国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基本上都未曾上过学，妈妈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她生了四个女儿，我是老大。在现代的中国仍重男轻女，更不用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我们四姊妹，在当时真是受尽歧视。
在记忆里，我们家总是到年关才有肉吃。那时真是穷得叮咚响，父母劳累一年，到年底结算，还是缺粮户。可怜当时的父母也就东一把西一把地把我们四个拉扯大。可到了我们上学的年纪，真是愁坏了父母。七十年代的钱真难赚，一只鸡蛋才卖三分钱。记得到我上初中二年级时，上了一个月的学，没有钱缴学费，老师就不给我们发书。那时一期学费十四元，家里没有这么多钱，爸爸就挑了一百斤稻谷，走了七哩山路卖给粮站，筹得十九块钱。当我兴奋地拿着十四块钱交到老师手里时，老师说：「这么晚才交钱，已经没有书了。」当时我那委屈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就这样我再也不肯上学了。家里太穷，四姊妹上学，父母太难了。尽管父母尽力劝我，但我还是拒绝上学。就这一倔，我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了另一个阶段。
当时人们的封建观念极强，我家没有男孩，加上其他的种种原因，十五岁那年我被迫与一个大我十一岁，与他没有感情的男人结婚了。男人入住我家，做了「上门」女婿。就这样，我不到十六岁就生下了女儿，生产时还差一点大出血丧命。更惨的是，那个男的见我生了个女儿，负担又重了，就拿走我家仅有的一点钱（不到一千元）远走高飞了。可怜我的父母，落得个人财两空，还多了一个婴儿吃饭，及照顾从此体弱多病的我。可怜我那苦命的女儿，生下来就饱受世间的白眼和歧视。当时悲苦无助的我，老是抱着幼小的女儿在家后山上痛哭，一哭就是一整天。
在泪水的浸泡中勉强过了两年，家族中有人又开始发号施令，说什么被人抛弃且带着小孩的女人不准再在娘家住，让我再找个男人嫁了。于是我又与本村一个妻子难产致死的男人同居，并为他生了个男孩，他这才和我结婚。但当时我和女儿仍然活在严重的被歧视中，我的心仍充满仇恨和苦痛，所以我在儿子的名字中用了一个「剑」字。因为我经常想像着自己双手持剑把那些曾伤害我、歧视我的人一个个都解决掉，为我和女儿报仇雪恨！
正式和丈夫举行婚礼后，我把女儿，也就是世人说的「拖油瓶」带到了夫家。尽管我给丈夫家生了个儿子，但还是受尽夫家大家庭和邻居们的歧视。我婆婆经常骂我和女儿，有时甚至打我女儿，我只能抱着女儿一起痛哭……。
我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加上长年心情抑郁，身体就更差了，尤其妇科毛病较严重，那几年经常要看中医。所幸我的一位亲戚算得上是治疗妇科疾病的专家，他是我奶奶的妹夫，我们称他为「姨公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对面的山下。他是退休语文教师，共产党员，又是有名的中医，对我和我家的遭遇很同情。每次我去找他开药方，他都不收诊金，而且还尽量给我开效果不错但价钱较便宜的药，还劝我尽量看开一些。
记得是一九九七年暑假，我妹妹因有较严重的痛经毛病，她趁暑假期间和我一起去找姨公公看病。姨公公那天很高兴，说我们以后大概不用花钱买药了，通过练一种气功就可以强身健体。从此我就勤奋练功，放开心怀。我的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心情也不像以前那么差了。于是我劝同村的人也练气功，但三、四年后，这却为我带来了更大的人生灾难，如：被敲诈勒索、精神恐吓、暴力对待等。
蒙主搭救
　　那时我妹妹已在悉尼定居，并安定下来，她决定尽她的一切能力帮助我。她先是出钱出力让我儿子成功地到悉尼留学，并帮他找到课余工作，及免费提供住宿等。后来又成功地办我到悉尼探亲，帮她照顾两个年幼孩子，兼照顾我儿子的生活起居。
来到悉尼后，第二天恰好是周日，妹妹一家带我去她家旁边的浸信会教堂做礼拜，让我感受一下西方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当时和他们一起在英文礼拜堂，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友好，很开心，每个人都笑脸相待，互相问候，亲近得像一家人。回家后，姥姥就给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浸信会基督教堂，来做礼拜的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基督徒都信奉上帝，承认上帝是世上唯一的神，他是世界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