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姚鼐的文学、学术活动，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完全符合清廷思想文化政策”，“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而是以赞赏对科举“意不自得”、“绝不就试”者，颂扬官场上“绝意仕宦”、“自行其志”者，鼓吹作家创作要“自发其思”、“自适己意”，表现出他对统治者的离心倾向和对自我的热烈追求。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澄清我国文学史上的这桩冤案。
关键词 姚鼐 离心倾向
自我追求
如果确实如某些学者所说：“姚鼐的文学、学术活动完全符合清廷思想文化政策”，[1](P.278)那么，姚鼐岂不就是个对清廷唯命是从的应声虫，“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传声筒，[2](P.1072)为维护封建统治效劳的奴才么？然而，据笔者对姚鼐作品认真解读，却发现尽管姚鼐的思想体系仍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但他却毕竟是个对清廷越来越具有离心倾向的疏离者，是个对自我的主体性和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者，是个敢于正视和反映现实的文学家。
　　一、赞赏对科举“意不自得”，“绝不就试”者
“学而优则仕”。“读书一中举一做官”。这是封建统治者给封建文人安排的惟一的人生道路。清廷除因袭这一传统外，还特别提倡程朱理学。康熙曾御纂《性理精义》，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并于康熙五十一年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3](P.777)虽然自元明以来，即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科举考试的准则，但清廷对此更加强调，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贾政对跟随贾宝玉上学的小厮李贵说：“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4]姚鼐则显然不是贾政式的人物，尽管他也尊崇程朱理学，却公然反对把程朱理学“猥为科举之学”，[5](P.88)认为“以其学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为不敢稍违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5](P.95)他醉心于古文，而反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时文，赞赏其师方侍庐“恶世俗所奉讲章（即指导科举考试的教材）及乡会围墨（清代每届乡试，会试的试卷，由礼部选定录取的文章，编刻成书），禁其徒不得寓目。”[5](P.207)他于二十一岁教书授徒，也宣称：“鼐自少不喜观世俗讲章，且禁学徒取阅，窃陋之也。”[5](P.88)在他所写的一系列作品中，更以完全肯定和热烈赞赏的笔调，描写了众多“意不自得”，遂“绝不就试”者，他们唾弃科举取士的封建人生道路，而追求或“惟日与诸生讲诵文艺以为乐”，或“种竹树自娱”等张扬自我的主体性和追求个性自由的新的人生道路。例如：在《鲍君墓志铭并序》中，姚鼐写安徽歙县的鲍倚云：
岩镇有吴先生瞻泰者，试之《红豆歌》，使次韵，君诗即成且工。先生喜，以孙女妻之。吴先生赠嫁，有书数千卷而无他财。君为人敦行义，重然诺，作诗歌、古文辞皆有法，能见其才。当时儒者文士，皆乐与之交，学使者举为优贡生。然困于乡试，不见知。年四十余，遂绝不就试，以文业授徒。其徒乃多发科成名，其尤著者，金修撰榜也。[5](P.196)
这段文字，看似平淡叙述，实则强烈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不公：鲍君既如此才华横溢，不但得到吴先生的激赏，且其人品文才，皆属“当时儒者文士”众望所归，“然困于乡试”，这岂不使人大惑不解？痛感这种乡试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扼杀人才。老师被“困于乡试”，而其徒却“多发科成名”，这种师徒颠倒，则更加凸现了科举制度的不公。好在鲍君不是像《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那样，直到年逾古稀，还在为博得科举一第而奋斗，他“年四十余”，即从“困于乡试”的亲身经历中，觉悟到科举制度毫无公平可言，因此他“遂绝不就试，以文业授徒”。这是他对人生道路所作出的重大抉择：拒绝科举功名的诱惑，拒绝科举考试的愚弄，拒绝科举取士的封建道路，而选择“以文业授徒”的自由职业，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这在当时难道不是封建文人开始觉醒的一种表现么？姚鼐肯定和赞赏这种觉醒，这与“清廷的思想文化政策”显然不是“完全符合”，而是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