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捐款的消息又将汶川地震拉回公共视野中。
据报道，香港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18日在接受访问时证实，由香港政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所得共400万港元重建的绵阳一所中学，已经遭到地方当局拆毁，以便腾出地方建设豪宅。香港政府目前正考虑向当地追索有关的拨款。
香港的捐款多数是通过香港本地的公益组织到达灾区，其流向、使用方式及效益评价也受捐款人的监督。即便如此，也难挡内地地方政府偷梁换日的把戏的戏弄。至于那些从四面八方通过红十字会和政府流入灾区的民间捐款去向何处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香港政府有些天真了，主动送到虎口的肥肉哪还有要回的道理？
今年是汶川地震四周年。四年过去，汶川地震捐款去向依旧是笔糊涂账。截至2009年4月30日，“汶川地震”捐款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据清华大学共管理学院团队调研，大概有80%的捐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政府以统筹安排的名义对捐款进行支配，这样，部分善款就充当了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这一部分又通过官僚行政体系层层的盘剥。在这一过程中，灾区地方政府的大楼都焕然一新，豪华越野车也赫然进了政府的采购名录。可以说，数百亿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为三公消费和贪污腐败埋单了。与此对比，地震发生几年之后，仍有不少灾民生活在漏雨的帐篷之中。
在红十字会方面，据统计，截至2011年2月28日，全国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汶川地震救灾款物价值人民币199亿元，其中资金160亿元，物资价值39亿元。红十字会迄今为止只公布粗略的使用去向。对于这笔资金，唯一确定的是，红十字会从每一笔捐赠中扣除6.5%作为行政费用（国际上一般为3%左右）。至于这些捐款有多少变成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天价饭和美美的爱马仕，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层出不穷的捐款丑闻将一个重要的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你还会捐款吗？
汶川地震四周年，当年的捐款浪潮已成为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四年前的今天，来自民间的捐款可以“井喷”之势来形容。民间自主的捐款，以单位形式进行的捐款，以特殊党费形式进行的捐款，企业的捐款，汇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慈善史的奇迹。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捐款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不仅倡导捐款的志愿者遍布大街小巷校园内外，而且企业捐款的数额多少也成为媒体兴致勃勃比较的对象。而反对的声音，无论是基于灾区重建应由政府财政负责而反对捐款的，还是意在倡导理性捐款从而强调捐款的限度的，都无一例外成了过街的“老鼠”。捐款的声音被千万倍的放大，成为胁迫和道德绑架的力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豪掷一亿元的加多宝（王老吉生产商）成了舆论追捧的宠儿，而抛出“二百万已尽到企业责任，捐赠活动不应成为负担，员工捐款以十元为上限”的时任万科董事长王石则被唾沫所包围。
四年过去，很多人开始为当年的莽撞而后悔，王石转而成了一个有远见的、值得称赞的对象。这同样是对王石的误会。王石并非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政府操纵善款的种种弊端和红十字会的恶劣作为，而是认识到慈善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边界：什么是企业应该做的，什么是民间应该做的，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企业是否捐款，完全凭志愿，不应用社会责任相要挟；同理，个人是否愿意捐款愿意捐多少也都是可以自主决定的事情，道德也不应该构成胁迫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重建灾区原本就是政府的责任，民间的力量应该放在更为重要的地方。这才是王石的最大意义所在。
爱心，不是道德绑架和胁迫的理由，这在现代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同样，爱心，也不是一个可以宽宥错误的理由，不要认为只要尽出爱心就可以对善款去向不闻不问，获得良心的安慰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捐赠只是爱心的开始，追问捐赠的去向则是爱心的持续，将爱心能够无损地达到最需要它的地方方为爱心的圆满。所以，本着对爱心负责的态度，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追问捐款的动向。
四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要不要捐款并不是将捐款一棒子打死。如果因为无处不在的腐败从此收紧自己的爱心，这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因为某件事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而拒斥爱心的表达，同样也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民间的参与，是难以拥有好的公共生活的。在同胞遭遇困厄的时候，政府所能提供的不过是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对真相和灾民精神生活的呵护离不开民间的参与。
大爱仍然需要颂扬，精神和人格的力量仍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我们不能再如此盲目的捐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了。有鉴于此，对于捐款对象应该做出审慎的选择。第一，不要捐给政府。第二，不要捐给具有政府背景甚至受政府直接操纵的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第三，选择民间公益组织时，一定要让其做出公布捐款去向的承诺，若无这一条，一概不捐。第四，有能力者，可以限定捐款使用方式，自行监督捐款使用的整个过程。第五，对公益组织，只要滥用捐款，或将捐款转给政府，一概不原谅，尽可能索回捐款。
据报道，香港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18日在接受访问时证实，由香港政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所得共400万港元重建的绵阳一所中学，已经遭到地方当局拆毁，以便腾出地方建设豪宅。香港政府目前正考虑向当地追索有关的拨款。
香港的捐款多数是通过香港本地的公益组织到达灾区，其流向、使用方式及效益评价也受捐款人的监督。即便如此，也难挡内地地方政府偷梁换日的把戏的戏弄。至于那些从四面八方通过红十字会和政府流入灾区的民间捐款去向何处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香港政府有些天真了，主动送到虎口的肥肉哪还有要回的道理？
今年是汶川地震四周年。四年过去，汶川地震捐款去向依旧是笔糊涂账。截至2009年4月30日，“汶川地震”捐款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据清华大学共管理学院团队调研，大概有80%的捐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政府以统筹安排的名义对捐款进行支配，这样，部分善款就充当了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这一部分又通过官僚行政体系层层的盘剥。在这一过程中，灾区地方政府的大楼都焕然一新，豪华越野车也赫然进了政府的采购名录。可以说，数百亿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为三公消费和贪污腐败埋单了。与此对比，地震发生几年之后，仍有不少灾民生活在漏雨的帐篷之中。
在红十字会方面，据统计，截至2011年2月28日，全国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汶川地震救灾款物价值人民币199亿元，其中资金160亿元，物资价值39亿元。红十字会迄今为止只公布粗略的使用去向。对于这笔资金，唯一确定的是，红十字会从每一笔捐赠中扣除6.5%作为行政费用（国际上一般为3%左右）。至于这些捐款有多少变成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天价饭和美美的爱马仕，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层出不穷的捐款丑闻将一个重要的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你还会捐款吗？
汶川地震四周年，当年的捐款浪潮已成为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四年前的今天，来自民间的捐款可以“井喷”之势来形容。民间自主的捐款，以单位形式进行的捐款，以特殊党费形式进行的捐款，企业的捐款，汇聚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慈善史的奇迹。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捐款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不仅倡导捐款的志愿者遍布大街小巷校园内外，而且企业捐款的数额多少也成为媒体兴致勃勃比较的对象。而反对的声音，无论是基于灾区重建应由政府财政负责而反对捐款的，还是意在倡导理性捐款从而强调捐款的限度的，都无一例外成了过街的“老鼠”。捐款的声音被千万倍的放大，成为胁迫和道德绑架的力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豪掷一亿元的加多宝（王老吉生产商）成了舆论追捧的宠儿，而抛出“二百万已尽到企业责任，捐赠活动不应成为负担，员工捐款以十元为上限”的时任万科董事长王石则被唾沫所包围。
四年过去，很多人开始为当年的莽撞而后悔，王石转而成了一个有远见的、值得称赞的对象。这同样是对王石的误会。王石并非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政府操纵善款的种种弊端和红十字会的恶劣作为，而是认识到慈善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边界：什么是企业应该做的，什么是民间应该做的，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企业是否捐款，完全凭志愿，不应用社会责任相要挟；同理，个人是否愿意捐款愿意捐多少也都是可以自主决定的事情，道德也不应该构成胁迫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重建灾区原本就是政府的责任，民间的力量应该放在更为重要的地方。这才是王石的最大意义所在。
爱心，不是道德绑架和胁迫的理由，这在现代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同样，爱心，也不是一个可以宽宥错误的理由，不要认为只要尽出爱心就可以对善款去向不闻不问，获得良心的安慰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捐赠只是爱心的开始，追问捐赠的去向则是爱心的持续，将爱心能够无损地达到最需要它的地方方为爱心的圆满。所以，本着对爱心负责的态度，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追问捐款的动向。
四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要不要捐款并不是将捐款一棒子打死。如果因为无处不在的腐败从此收紧自己的爱心，这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因为某件事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而拒斥爱心的表达，同样也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民间的参与，是难以拥有好的公共生活的。在同胞遭遇困厄的时候，政府所能提供的不过是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对真相和灾民精神生活的呵护离不开民间的参与。
大爱仍然需要颂扬，精神和人格的力量仍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我们不能再如此盲目的捐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了。有鉴于此，对于捐款对象应该做出审慎的选择。第一，不要捐给政府。第二，不要捐给具有政府背景甚至受政府直接操纵的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第三，选择民间公益组织时，一定要让其做出公布捐款去向的承诺，若无这一条，一概不捐。第四，有能力者，可以限定捐款使用方式，自行监督捐款使用的整个过程。第五，对公益组织，只要滥用捐款，或将捐款转给政府，一概不原谅，尽可能索回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