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诗经》、《三国演义》、《红楼梦》到《阿Q正传》，从《奥德修》、《神曲》、《复活》到《追忆似水年华》，列出这一份书单之后，人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些声名卓著的文学经典。提供引导性的文学选本，维持文学研究学科的制度性知识，汇聚一个社会共同的文化经验乃至民族身份的认定、生产，文学经典拥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尽管诸多文学经典业已进驻小学课程，“何谓文学经典”仍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若干文学作品为什么享有“经典”的盛誉，更多的文学作品为什么遗憾地落选？为什么文学经典名单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大面积震荡，此起彼伏的依据是否一致？很长的时间里，人们试图找到一个鉴别文学经典的计量公式，一个普适的标志。无论是解释现有文学经典的来龙去脉还是撰写文学史、审核教科书、编辑文学选本，制定一套客观的标准化评估体系是一个广泛的意愿。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个目标几乎不可企及。
迄今为止，人们无法从众多文学经典之中提炼某种文本结构的公约数。从李白的《静夜思》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到海明威的《杀人者》，这些文本之间重叠交叉的因素在哪里？关汉卿的《窦娥冤》催人泪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令人捧腹，如此悬殊的悲剧与喜剧因为哪些共同点而不约地跨入经典之列？无论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雪莱的《西风颂》，种种文本千姿百态，独立自足；从叙述模式、文本类型到语言的修辞、韵律，众多文学经典无法清晰地显现某种共享的内在结构。
另一批人曾经倾向于求证，文学经典的普遍特征在于显示种种高尚的美德。然而，这种考察多半劳而无功。正如哈罗德·布鲁姆论述西方文学经典时所指出的那样：“《伊利亚特》讲述的是战功的无尚荣耀，但丁则热衷于让私敌受永恒的折磨。托尔斯泰个人的基督教观念与他人的观念几乎大相径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的却是反犹太主义、蒙昧主义和必要的人身限制。就我们能够辨认的莎士比亚的政治观来说，似乎与他笔下的科里奥兰没有太大的差异，弥尔顿关于言论和新龘闻自由的观念并不能防止强加各种方式的社会限制。斯宾塞为屠龘杀爱尔兰起义感到欢欣，华兹华斯的自大狂只赞赏自己的诗才而罔顾别人的任何成就。”四分五裂的价值观念至少表明：这些作家或者文学经典之所以如此伟大，决不是因为皈依了哪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
谋求一个文学经典的计量公式或者一个普适的标志，普遍主义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抗拒具体的历史语境干扰。不论置身于中国的汉唐盛世还是23世纪的南美地区，遵循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即可锁定文学经典篇目，这无疑是文学知识的理想状态。某种程度上，这种广泛的意愿背后隐含了巨大的焦虑——许多人没有信心论证古老或崭新的文学经典与眼前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关系。对于不少文学教授说来，这个题目远比论证足球、古董鉴定或者网络游戏的时代贡献困难得多。如果文学经典来自某种无可争议的“本质”，众多烦恼即刻迎刃而解。尽管如此，各种普遍主义的努力收效甚微。另一些批评家热衷于把文学经典的普遍性寄托在一些美妙的概念上，例如“审美价值”，“民族文化特征”，“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生活的本质”，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判断并不周延。人们很容易找到例子证明，符合上述特征的许多文学作品并未晋升为文学经典；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概念无法摆脱历史的纠缠：何谓“审美价值”或者“完美的艺术形式”，没有一个历史的时空坐标几乎无从谈起。
有趣的是，计量公式与普适标志的阙如并没有影响社会的文学经典认知。对于大多数人说来，文学经典的辨认存在另一套标志。远在文学阅读开始之前，这些标志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个稚童不可能清晰地理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准确涵义，但是，文化权威事先指定，必须诵读这些诗句。换言之，文学经典的标志不是保存于文本内部，而是显现于文本的外部位置——即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化场域之中赢得的位置。
首先，文学经典在人文教育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如同哲学经典、历史学经典或者社会学经典，文学经典通常被视为人文知识的精髓，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入选人文教育的通行教科书必将成为权威的文学经典资格认证，教科书的接纳标明了文化场域赋予一部文学作品的崇高价值。如果说人文教育多半针对普通读者，那么，文学史多半指向文学研究专业人士。如同文学的先贤祠，多数文学史记载的核心内容显然是文学经典。青史留名，传诸后世，这不仅是文学经典身份的雄辩证明，而且意味了来自学院系统的表彰。学院在现今文化场域的不断升值持续地增添了这种表彰的份量。第三，文学经典得到了批评家的频繁征引。批评家的论述之中，文学经典往往以表率的面目出现。对于正在流行的当代龘文学，这些表率显示了典范的强大威信。此外，文学评奖、激烈的争论、作家的昔日声望或者巨大的发行量也可能产生相似之效。一些观点曾经认为，一部流传久远或者赢得了诸多阐释的文学作品即可称为文学经典。然而，没有教科书、文学史或者批评家的青睐，流传或者阐释几乎是一句空话。总之，所谓的文学经典并非来自一锤定音的文本鉴定——并非某一个文本确凿无误地套入预设的现成框架；事实上，文学经典是在一系列特殊的待遇之中逐渐确立的。因此，约翰·杰洛瑞曾经指出：“经典性并非作品本身具有的特性，而是作品的传播所具有的特性，是作品与学校课程大纲中其他作品分布关系的特性。”
这一套描述之中，文学经典逐渐从实体性概念转换为功能性概念。

三
文化研究——大致上相当于布鲁姆所说的“憎恨学派”——的兴起导致一个倾向：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以及性别、种族、阶级或者阶层的政治分析急剧增加，审美如同一个过时的术语遭到了冷落。许多人对于这种倾向疑虑重重：文学与审美再度分道扬镳了吗？
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有效地扩张了文学的话语场域，种种社会主题纷纷卷入，形成一个能量巨大的文化漩涡。对于文学说来，影响广泛肯定是一个光荣而不是耻辱。如果文学提供了历史研究的一条线索或者与经济学殊途同归，这不是成功又是什么？尽管如此，这一切并非否认审美的理由。至少在今天，一部文学作品与一张请假条或者一份电冰箱说明书之间的首要区别仍然是审美。审美不是某一个权力机构的强制命令，亦非若干作家争权夺利的产物；审美带来的是一种强大的内心震撼。一部无法制造内心震撼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依赖尖锐的社会学主题或者强势的行政机构而加分。因此，布鲁姆对于审美的敬重决非错误。人们必须补充的仅仅是，审美的表象背后仍然隐藏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
首先，审美是否仅仅涉及“个人”或者“自我”？这种观念觉得，审美仿佛是文学阅读制造的一种神秘享乐。布鲁姆坚持认为，“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惟一方法和全部标准。”（6）一切依赖个人的悟性和悉心体验，审美与各种耸动一时的社会运动、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说教无关。然而，如果审美的后盾仅仅设定为个人，所有的分歧无不陷入僵局。一个人认为《离骚》是一部伟大的杰作而另一个人断言《离骚》是文学史上最糟糕的玩意儿——这时，双方的观点是等值的。一切判断均来自“个人”的好恶，势均力敌的“个人”背后不存在更高的裁决。社会成员丧失了形成共识的依据，任何个人均有权力否决文学经典。这是布鲁姆期望的局面吗？
第二，审美是否人们的某种本能，犹如饥饿或者性欲？这时，审美形成的共识必须追溯至生理构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因是神经官能。文学阅读制造的巨大快感远非一阵阵意识震颤而是躯体器官的痉挛。显然，这种解释遭到了历史的否证。躯体的神经反射图式始终如一。古往今来或者五洲四海，相似的对象立即带来相似的生理快感与痛感。然而，审美所倾心的文学经典并非一份固定不变的篇目。某一个历史时期，许多文学经典可能从边缘移向中心，或者遭受无情的撤换。一些出现了重大历史事变的年份，文学经典的名单可能做出大幅度调整，例如1919年、1949年、或者1978年。事实证明，审美远远超出了生理构造而必须追溯至历史文化的塑造。
来自第二个问题的延伸——第三，审美是否可以追问？审美制造的情感波澜如同最终效果，再也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喜欢莎士比亚的人不一定接受李白与杜甫，屈原与托尔斯泰很难打动幼儿园的稚童，《红楼梦》里的焦大与林妹妹无法对于大观园的亭台楼阁产生共同的观感——总之，漫长的文化训练可以造就一个人的审美嗜好以及判断力。很大程度上，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的理解即是由文化训练转换为个人的感觉密码。掘开古老的文化淤泥可以发现，从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到镜花水月、遗形取神，每一种重要的审美观念均相当程度地溯源于当时的文化氛围。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的生活无不烙印在个人的审美感觉之中。审美并不是政治判断，犹如诗的朗诵并不是执政理念演讲或者军费预算的辩论；但是，由于审美所依赖的文化训练，文学阅读带来的欢悦、悲伤、苦恼、顿悟可能与政治具有某种联系，哪怕是曲折、隐晦的联系。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复杂内容，人们不再轻易地把审美视为一种自明的现成尺码，一个考核文学作品的终极标准；相反，审美本身即是一个费解的谜团。因此，审美判断不是一铸而定的评审，而是包含了双重的复杂权衡：首先，某个民族地区或者某个时代信奉一种审美观念的理由；其次，一部文学作品可能赢得的审美评价。“某个民族地区”和“某个时代”并非虚设的状语——这些状语的潜台词是，许多结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上；摆脱这些历史条件，既定的结论可能动摇甚至流产。“永远历史化”，弗·詹姆逊的名言不懈地瓦解了审美的形而上学理想。（7）当然，“永远历史化”追求的是每一种观念的历史依据，放弃永恒不变的“审美”不等于放弃任何相对固定的意义。许多观念、传统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因为支持这些观念与传统的历史依据一直没有撤离。援引历史解释审美观念而带来的一个最大误解是，人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判别文学与非文学了。然而，我愿意重复说明的是：“可变的关系不等于每一秒钟都在变化。没有理由担心，一个眨眼世界已然面目全非。历史不仅负责提供瓦解现存关系的动力，同时还负责造就巩固现存关系的惯性。许多时候，后者的能量远远超过前者。”（8）
双重的复杂权衡或清晰或模糊地投射在文学经典的鉴别机制之中。从文学类型、叙述模式到著名的文学主题，审美仿佛遵循一套不容冒犯的观念乃至一套具体的法则。许多人觉得，政治理念的重组、经济生产方式的突破或者社会制度的激进改革均不可能干扰这一套观念的独立和连续性。甩开历史之后，审美构成了一块自足的飞地。然而，文学经典的鉴别机制内部始终存有另一种识读方式。除了熟悉的审美观念，文学是不是还提供了一些别的什么？文学经典之所以拥有的超常意义，打破传统是一个首要的法码。分析布鲁姆的另一些观点可以发现，他同时把“陌生性”和“原创性”视为文学经典的首要特征。（9）这时，文学经典的审美分裂为两个方面：文学经典多大程度地成为传统的衔接？同时，文学经典多大程度地成为传统的叛逆？前者来自审美观念的持续积累，后者来自某一个时代的强大压力。二者的张力造就了文学经典鉴别的双重焦点。因此，这时的审美不再是重复一个固定的刻度，而是包含了扬弃与肯定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需要什么？传统的完整性，还是“陌生性”、“原创性”的强烈冲击？显然，这些因素之间的角力由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提供最终的裁决——尽管“历史”这个词未必是布鲁姆所喜欢的。

如火如荼的革龘命年代，“大众”是一个天然的褒义词——许多时候，“大众”被称之为“革龘命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众是革龘命的主力军，他们的对立面是几个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大众意味的是革龘命的方向，势不可挡；知识分子只能龟缩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形影相吊——这种褒贬分明的表述无疑包含了数字的对比。商业时代来临之后，“大众”的声望仍然居高不下，只不过这时的大众指的是消费者。尽管充当革龘命主力军的“大众”以摧毁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为己任，充当消费者的“大众”无形地巩固了商品关系的再生产，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正视这个矛盾。无论如何，得罪大众必遭报应，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相反，“吾从众”总不至于错到哪里。市场的逻辑更为简单：消费者愈多，商品的价值愈高。这即是判断，文化商品亦不例外。洪水般的数字冲垮了各种传统的文化藩篱，例如学院设置的区隔。我听到一个作家断然宣称：金庸和琼瑶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学院竟然不愿意赋予他们经典作家的荣誉，这只能解释为学院的荒诞。
如果说，金庸的登场代表了“雅”、“俗”之争在另一种背景之下重新启动，那么，有趣的是，为之摇旗呐喊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当然，人们没有理由继续把知识分子想象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尽管学院、学术机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栖身之所，但是，商业资本、民间大众的表述欲望和文化资本之间各种形式的联合必将在知识分子之中寻找相宜的代理人。文学经典背后的权力之争白热化的时候，他们将抛开表面身份而为另一个隐蔽的群体代言。
文化场域内部如此错综的脉络之中，还有一些新型的共同体可能异军突起，出其不意地卷入文学经典的申报，例如“粉丝”。“粉丝”的形成具有时尚、商业以及心理等多方面原因。至少在韩寒与郭敬明周围，众多“粉丝”的坚固联盟大胆地向文学经典的鉴别机制发起冲击。“粉丝”的擅长不是依据大量文学史知识进行权衡与比较，而是不计一切地声援自己的文学偶像；他们的拥戴之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很难估计他们的声音与学院或者学术机构之中渊博的教授构成了何种关系，但是，他们那种不无疯狂的声音必须纳入视野。另一种必须纳入视野的新型共同体由现代传播体系制造，例如电影、电视，互联网。某些电子机械的操纵之下，无数未曾谋面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现代传播体系可以千百倍地放大一部文学作品的覆盖区域，使之名声大噪。这当然是双刃之剑，名声的扩大可能使一部杰作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也可能使一个庸才得到名不符实的宣传。很难说现代传播体系的权力来自知识分子还是来自大众，现在已经到了郑重地评估诸如此类现象的时候了。
从传说之中孔子的编选《诗》经演变到现今的文学经典遴选，文化场域内部已经空前复杂。知识分子与大众分庭抗礼的二元图景显然不够用了，多边势力的交错互动和重组制造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局面。文化场域内部如此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力图在文学经典问题上表述自己的理想——他们意识到，必须争夺隐藏于这个问题背后的文化权力。攻击、亵渎、解构、戏仿乃至颠覆教科书之中一些令人厌倦的文学经典，举荐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作品，这些仿佛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开始解禁。佛克马说得很有趣：“现在对文学经典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作用和价值怀疑的基础上的。”当然，他立即补充说，这是一件可喜的好事，有助于重新甄别文化传统。
必须承认，颠覆或者举荐的成功案例目前仍然为数寥寥。文学经典的鉴别机制一如既往，革龘命刚刚处于思想启蒙阶段——许多人刚刚开始犹犹豫豫地接触这种观点：文学经典来自人为的“建构”。在我看来，无论是重新拟定既有的文学经典名单还是暴露美学权威背后的“建构”，重要的是确立了一种观念：文学经典的认定不是一劳永逸的；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必须时刻交付重新开启的历史语境给予论证。这并非削减文学经典的伟大程度，相反，这恰恰证明，文学经典是活的，而且时刻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