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朴宰雨先生在两三年前曾设想举办一个“从鲁迅到高行健”的讨论会，并发函与我联系，但因高行健身体不好，没有办成。他看到高行健与鲁迅是很不同的作家，可以作比较论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这两位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很有代表性的两种精神类型。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作家，尽管各有各的个性，但仍然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精神类型，例如日本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就很不相同，川端远离政治，拒绝干预社会，属於唯美的一极；大江则关注政治，拥抱社会，属於国际知识份子左翼，完全站在川端的彼岸。逭两种极端的精神类型，在法国则是左拉与普鲁斯特的巨大差异；在德国则是歌德与荷尔德林的巨大差异；而在英国与爱尔兰，则是拜伦与乔伊斯的差异，在葡萄牙，则是萨拉马戈和比索瓦的差异，两者都是精彩的存在。今天我所讲的鲁迅与高行健，也是精彩的存在。但是，对於中国人来说，对鲁迅已非常熟悉，认识也很充分，而对於高行健，虽然也知其名，但仍然很不了解。对於高行健，我们最好先认知，然后再作价值判断与感情判断。高行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作家，正如我的朋友李欧梵教授所说，高行健的审美趣味是欧洲高级知识份子的审美趣味，精神内涵比较深邃，艺术形式也比较不同一般，因此，要进入他的世界，相对就比较难。二这两位作家，我都非常喜爱。鲁迅不仅是我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是我崇尚的对象。鲁迅这一名字，早已成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的一角：而高行健是我的挚友，二十多年前，我就和妻子抱著小女儿去观赏他的《车站》。在北京，我和刘心武、刘湛秋，常与他聊天。那时就觉得他比我们“先锋”，听他讲话，真是“如闻天乐”。鲁迅逝世於一九三六年，高行健则诞生於一九四零年。鲁迅逝世后五十年，高行健才作为独立不移的思想者与作家站立起来。他们两位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原创性极强的文学天才。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进行写作实验的运动。那时开风气之先的前驱者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胡适开了新诗的风气，写了《尝试集》，虽有首创之功，但写出来的诗却很幼稚，而鲁迅则出手不凡，一写起新小说，就写得那么成熟，自成一种文体，其《狂人日记》，今天读起来，还让我们觉得文气那么充沛，文字那么漂亮。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祝福》等等，伴我精神生活几十年，至今一想起，还会在内心震荡。鲁迅小说的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它总是摇撼着你的灵魂。《故乡》里的闰土那一声“老爷”，不仅震撼鲁迅，也震撼我们。一声“老爷”，把童年时代两位天真的朋友，一下子拉开十万八千里。旧制度，旧文化，不仅吞没了闰土的青春、健壮，把他的脸变成树皮式的脸，而且吞没了他内心的那一点人的骄傲与人的尊严，把他的灵魂变成麻木的灵魂，即“死魂灵”，一读《故乡》，我就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他人也许想不到的乡愁，这种乡愁不是对於故乡的浪漫情怀，而是童年时代和穷苦兄弟一起抓麻雀，一起在圆月下看守瓜田的本真状态。我的忧伤常常是一种丧失本真自我的忧伤。高行健也很特别。八十年代他的作品还没有正式问世，仅仅写了几篇小说给巴金看（高行健是以巴金为团长的访法作家代表团的翻译），就得到巴金的激赏。巴老对著法国朋友说，高行健是个真正的作家。他写出《小说技巧初探》，一下子就引发一场全国性讨论，而他的长篇小说一旦写成，就完全改变了小说的观念与小说的文体。《灵山》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以内心多重语言关系代替外部的主体关系，这是中外小说史上所没有的，但它获得成功。而他的十八个戏剧，每个都不重覆自己。他的戏剧所以会在西方打开一条新的道路，除了他把中国的“禅”带入戏剧，从而送入一股精神新风之外，还在於他完成了三项突破：一，在戏剧内涵上，突破了奥尼尔的四重关系（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创造了人与自我第五种关系：二，在戏剧艺术上，他创造了戏剧史上未曾有过的内心状态戏。内心状态本来就看不见，难以捉摸，他却把不可视的状态呈现於视觉性特别强的舞台：三，创造了演员、角色、观众的戏剧表演三重性。这一切，如果没有特别的才能就难以做到。鲁迅和高行健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仅是作家，而是深刻的思想者，作品中都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对於同一个问题，鲁迅此同时代的作家、思想家总是看得深一层。“五四”的新文化先驱者，都看到礼教“吃人”，鲁迅也看到了，但他多看到了两个层面，一是“我亦吃人”，二是“自食”，自己吃自己。《狂人日记》中的主角就说“我也吃妹妹的肉”，在无意中进入了吃人的“共犯结构”。自食，则是自我扑灭。阿Q就是自我扑灭，自我扼杀的典型。当时的思想者，如李大钊等，只看到中国的制度问题，以为制度一旦得到“根本解决”，其他的都会迎刃而解，而鲁迅则还看到“文化”问题，特别是深层文化问题，即国民性问题。他看到国民性不改变，什么好制度进来都会变形变质。事实证明鲁迅的见解是对的。高行健也是如此。“**”的学生逃亡者和一些知识份子都认为，只要能从政治阴影中逃亡，便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