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黄宗羲对清朝态度转变的外部诱因
http://bbs.tiexue.net/post2_3266213_1.html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1644年甲申之变后,黄宗羲对入主中国的满清充满了仇恨。一方面,他在其著述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精神,直呼满族为“夷狄”、“虏”,骂清帝为“ 虏酋”,甚至称清王朝为“虏设伪朝”。另一方面,他义无反顾地追随鲁王政权,并乞师日本,参加了抗击清军的实际斗争,“盖濒九死”而不悔。
但至康熙年间,黄宗羲对清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多次赞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清朝为“圣朝”。在致友人的信中,黄宗羲甚至说:“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1](P67)并称这是自己“喜而溢之于言,故不能禁也”。[2](P68)这些颂誉清朝及其君主的言辞,与前期仇视清朝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宗羲对待清朝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简而言之,这是客观军事斗争形势变化和清政府政治、文化统治政策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转变前提——复明无望
甲申之变后,黄宗羲积极进行抗清活动,希望能够匡复明朝大业。他毁家抒难,“纠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江上,人呼之为‘世忠营’” [2](P124),积极抗击清军,被南明鲁王授以监察御史。
然而,南明朝廷政权先后由黄斌卿、郑彩、张名振等把持,他们独断横行,不听取其他谋臣的任何意见,“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 [2](P34)。在这样的形势下,黄宗羲空有御史之名,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如他举荐结寨抗清的将领王翊及其领导的义军,却**纵朝廷实权的张名振无理拒绝。他建议“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势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以牵制清军对钱塘沿线的军事压力,同时以“崇明江海之门户,曷以兵扰之,亦足以分江上之势” [2](P6)。似如此极富见地的军事策略,也被无心恋战只知拥兵自重的悍将王之仁等否决。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官军借战乱掠夺民财以济私,“公私赤立,剽夺为豪,朝得札付一纸,幕便入民舍括金帛,……郡县不敢向问为某营也”,[3](P116)甚至连黄宗羲父亲的忠端公祠也被“抽屋材为营火”,他痛斥曰:“借丧乱以济其私,致千众努,是贼也!”[2](P5)在南明朝廷的混乱局势下,黄宗羲不能有任何作为,无奈只得与尚书吴钟峦等“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2](P7)
黄宗羲通过南明朝廷腐败的切身体会,对有明一代的复兴已经不抱任何希望。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8月),他感叹曰:“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吾不能为姜伯约矣。”[2] (P7)大势已去,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黄宗羲不肯像三国时蜀将姜维抛家弃子为无能的蜀国后主刘禅尽忠一样,为南明朝廷效力死君,于是他以“恐母氏罹罪 ”为由,辞别鲁王,并自嘲说:“而我不容今世路,此情惭愧又何辞”。[2](P235)
鉴于南明朝廷的腐败,黄宗羲认识到南明政权是不可能持久的,但其他抗清力量如桂王政权、台湾政权,还有匡复明朝之可能。然而,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吴三桂于云南缢杀朱由榔,桂王政权消失;明鲁王亦死于金门,东葬台湾;抗清名将郑成功也不幸病亡。显然,残明诸政权的反清斗争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南明败亡的“天南讣至”,黄宗羲的“鲁阳之望”顿绝,他感到明朝再也没有匡复之可能了,因此他表现了“潮息烟沉之叹”。[2](P190)所以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黄宗羲撰写诗集并命名为《心断集》,取孟浩然“心断背鸰原”之意,以表明对明朝匡复希望的彻底绝断。此时,黄宗羲心灰意冷,多次表示要归隐山林。他在《山居杂咏》中表达了这种意愿:“留得残年事耕耘”,“斜月萧条千白发,乱填围绕一青灯”。[1](P235)人未老,但心已老,体现出黄宗羲对有明一代极其失望的心情。对此,梁启超也颇为同情地说:“明统既绝,他才决意国事。”[4](P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