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建筑感兴趣，何多苓最喜欢的是音乐。他从小爱画，还得过很多奖，但兴趣很快像其他男孩一样，转移到无线电航模之类的玩意儿上，正式学画，却是25岁才开始，之前一直喜欢音乐，想考作曲系。当知青时，能会些吹拉弹唱的，很有优势。他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希望他学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他却学了美术。他庆幸自己的选择，但音乐一直都是业余爱好。他会用作曲软件作曲，也是那种带古典气息乐，但绝对是现代音乐，却“不是谭盾那样的现代”。他懂对位与和声、调性转换，像爱读书一样爱读谱。这次《士者如斯》展览的策展人欧阳江河也是位古典音乐爱好者，两人经常在一起听音乐。音乐一响，欧阳江河就开始讲起自己的理解，何多苓就打趣他：你是假的(爱好古典音乐)。
对音乐与文学，特别是对诗歌的疯狂热爱，是造就何多苓绘画抒情的文学特质的重要因素。何多苓的前妻翟永明，是著名的女诗人，也是画家一系列重要作品的主人公。在何多苓成名的上世纪80年代，成都是全国的诗歌重镇，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聚集或“流窜”到成都。不难想象当时的时代气氛对敏感的艺术家有多么深刻的影响。那时的他，“好好享受几年清茶淡饭，无拘无束，吃吃火锅，缠缠粉子(成都话称漂亮女人)，画出一些无铜臭味的作品”(摘自何多苓80年代致友人的信)他承认，自己的朋友圈子比较窄，不含三教九流，除了画家占据最大份额，剩下的就是音乐家和作家诗人。他把最后一部分统称为“文人”。

接受采访，何多苓愿意谈技术，他有朋友也愿意谈他的技术。“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每画一笔都是思想的表达”，所谓笔到意到。如今的风格越来越淡，透明，与早期的繁复细密不同，但表面单纯，内里仍旧复杂。一些大画家早就雇佣枪手了，何多苓依然沉浸在一笔一划的喜悦中，他向藏家承诺，他的作品的每一笔都出自他本人之手。
北京来的策展人要做一系列名家与学生的展览，正好何多苓的学生曾朴与何千里在最近表现不俗。何多苓自己的画基本上都运到上海，画室里只剩下学生们的作品。学生们跟策展人聊天时，一边给他削水果，泡茶，帮他发微博，像任何大师的学生，他们叫他“何叔叔”而不是“何老师”。忙完白天的事，策展人说想吃火锅，晚上大家闹哄哄地去吃火锅。吃完火锅，又去宽巷子的白夜酒吧喝啤酒。白夜是翟永明开在成都的文艺据点。大家挤坐在最里面的一桌，这个时候，何多苓已经不是“老师”或者“叔叔”，任人搂搂抱抱，推推搡搡，勾肩搭背，每次的碰杯都是他先举起，一个一个地碰过去。对面的墙上正好是他的成名作《春风已经苏醒》的复制品，何多苓嘻嘻哈哈地回忆当年画画条件窘迫，只好自己穿件棉袄摆姿势写生。

泡完酒吧，成都的夜空飘着雨，何多苓的眼里已经布满血丝，但仍召集众人打车去宵夜，寻找正宗的“老妈蹄花”。苍蝇馆子外排着长龙，9个人挤坐在一张小桌上，狼吞虎咽地干掉自己眼前那一碗，像所有的食客一样，把骨头吐得满地满桌。学生说，每周，何多苓都会度过几个这样放浪的波希米亚式夜晚。
经济观察报：你的这次展览名为“士者如斯”，谐音“逝者如斯”，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还是有特殊解释？
何多苓：这是策展方布鲁姆画廊取的名字，并没有和我讨论过，只问过我行不行。他们觉得我的画比较符合中国文人传统，想借机提出“士”的概念，探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我个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画画最重要。借展览提出“士”这个概念，而不是仅仅办展，我觉得这是策展方的潜力。

经济观察报：本报的读者大多是非专业的，你觉得他们会对你作品的哪些方面产生共鸣？
何多苓：气质上的东西，诸如“抒情的”、“忧伤的”这些可以量化的东西。技巧上，好的画家能够达到技法上的完全统一，也有些人会注意到我的用笔用色，还有人会觉得这很赏心悦目，所以大家接受。我的风格并不是当代艺术的主流所追求的，而是个人化的抒情作品，策展人觉得我是中国坚持用抒情方式画画的画家之一。
经济观察报：女性在你的作品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是否和你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何多苓：这是个人的偏好。女性符合我所追求的诗意和抒情性，人们对我的文化界定也是因此。女性形象是传统题材，在技法上有挑战性，不管是造型、色彩，还是性格的刻画都要求比较细腻。男性我也画过，但并不是我追求的，现在很多画家都开始画男性，感觉上比较现代，男性形象也比较适合恶搞。

经济观察报：你作品里的女性形象都很理想化，特别是翟永明，被你刻画得非常完美，无论是气质还是容貌，作为一个画家你对女性美是如何理解的？
何多苓：外在的美其实还在其次，精神上的美是最重要的。我画肖像的时候都是很注重这一点的，就是赋予对象一种气质，有的模特儿本人就拥有某种气质，有些没有，我还是凭空画出来。很多人对女性美有意见，我没有，就是要画好它，哪怕不那么动人的表现对象，也有一种美，我信奉罗丹说的：“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但翟永明的确是个很好的表现对象。
经济观察报：你是一个很活跃的画家，但是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你并没有经常出现，这是什么原因？
何多苓：我进入不了也不打算进入中国绘画的主流。如果进入就跟着中国绘画的大潮走了，排除技巧，把画画作为符号化处理，并且和中国当下的政治背景，至少是文革以来的政治背景有所呼应。但我的画以个人情感为出发点，体现一种美，很个人化。如果要让它主流化、公众化，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中国画家应该做的事情。我了解这种潮流，但是我并不打算进入。市场对画家的接受度，在中国美术史上的沉沉浮浮，这些都是画画以外的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我也在刻意回避主流的东西。我曾经改变过风格，在90年代以前，我的风格虽然不是政治题材，也得到过公认，90年代以后我在探索新的绘画方式，完全抛弃了过去的画法，因此有十年的时间完全沉下去。那时候画过《迷楼》，没有得到认可，于是我也不画了，但是这几年又有别人开始画这种风格，《迷楼》时期只是我的过渡期。2000年以后我开始画女性肖像，包括全身的，试图表现客观性，尽量排除过去那些诗意的、抒情的东西，当然，客观是和技巧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客观性坚持了很长时间，到07、08年又加入80年代曾经用过的隐喻性的内容，背景和过去不太一样，和人物结合在一起，那种诗意的东西又开始恢复。

经济观察报：《春风已经苏醒》是你的代表作品，但你好像在否定它，是这样的吗？
何多苓：也不是否定，只是现在看来可以做到更好。当时下的是笨功夫，产生一种极为厚重的效果。现在我比较喜欢飘逸一点的，这不是否定，而是时代的体现，当时只能那样画，照片七拼八凑地完成。现在的孩子都用电脑画，但是我还是喜欢用照片，模特不会坐那么长时间，而且用照片有很多想象空间。我也会对着真人写生，但那会局限。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认同画画首先是一个手艺活，是工匠的营生？
何多苓：我是这么认为的，成为一个能工巧匠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追求的是技巧和我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高度结合，技巧是内容的具体化，这大概也是把我的画和文人画进行类比的地方，但是这很难达到。

经济观察报：那现在一年能画多少呢？
何多苓：我去年画得最多，画了十来幅画吧，十五还是十六幅，这算是画得多的了，我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幅。当然我说的是大画，小画不算在内。
经济观察报：那你现在有多少画在藏家手里呢？
何多苓：没算过，可能有几百多幅，至少三百幅吧。（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刘彤）